去年年底，日本平成时代最后一个12月中旬，我和几位东京出发的学友，随着著名章草书法大家郭同庆先生主持的“翰墨书法会”的私传弟子们来到群马县前桥，在郭先生的事务所所在地参加忘年会。这其中多数弟子是日本人，不乏有庆应大学OB，大公司董事等重镇人物。郭先生带弟子们参观了著名的“上野三碑”古迹，又在前桥最好的饭店里举行了忘年会晚餐。
 晚餐上每个人做了自我介绍，郭老师热情地让我介绍了“郭沫若文化研学会”，并介绍了这之前在市川郭沫若纪念馆举办讲座活动的情况。出乎意料，这引出了书法班成员小野先生关于郭沫若与东洋文库时期的话题。
小野先生曾在朝日新闻社工作多年，现在是陶瓷艺术评论员，任日本陶瓷协会“陶说”的编委及日本陶瓷协会萩后援会长等职务，无疑是陶瓷方面的专家。因为长期的编辑工作关系，小野先生与昭和时期的许多文化人有过接触。他与郭沫若在朝日新闻摄影部就职的孙子也有交往。
 抽着现在罕见的大烟斗的小野先生本人看起来就显得很有故事性。听说我们有“郭沫若文化研学会”后，他讲到了一些我读遍中文及日语的郭沫若研究书籍而未得知的信息：关于郭沫若与抗日战争期间向安娜和孩子们伸出援助之手的“岩波书店”创始人岩波茂雄的关系，权威的学者研究书都讲二人之间在郭沫若归国前只是相互间有所闻但未曾见过面。但小野先生坚信他们二人至少在热海的一次聚会上曾经有过交流。这个说法的依据，小野先生说记忆中阅读过的文字部分要花些时间才能回忆起来出处。
前桥忘年会后只过二三天，小野先生给我寄来厚厚一包资料，并且还附上了长达几千字的邮件来加以注解。这样关心这个研究话题，如此快笔地帮助别人，这样的日本人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很让我感激。
小野先生寄来的材料是围绕着日本古陶瓷研究家小山富士夫先生的。小山富士夫在日本是个无人不晓的陶瓷界名人，是日本昭和时期研究陶瓷古董的第一人，也是研究陶瓷制作工艺的第一人，他的收藏和他制作的陶制品展始终是日本人的话题。
但为什么小野先生这么快地寄来小山富士夫的资料呢？忘年会时我只理解了已知道的事情及人物有关的信息，并没有完全理解消化小野先生那样热情地叙述出来的全部信息。
读过邮件和寄来的资料，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资料中的小山富士夫先生竟然是1930年左右郭沫若最初走进东洋文库时的读友，也是与郭沫若有过家族来往的日本友人。战前他曾去过市川市郭沫若宅很多次，郭沫若也到过他的家里。他们的相识不是因为第三者的介绍，而是巧遇，在东洋文库他们同坐在密室里研究了相近的分野。
东洋文库位于东京的小石川，它是某个日本财阀从美国考古学者手中买断的中国古籍集中地，那里中文古装书的藏书量最大。1928年郭沫若再次东渡后致力于甲骨文等中国古代研究，为了寻找甲骨文拓本及考释著书，曾费尽周折地托朋友做介绍进到东洋文库。根据郭老的自传体回忆录中叙述，他在东洋文库里全神贯注地坐了“一两个月”，便成功地破译那里全部的甲骨文拓本，并着手研究著书。
关于郭沫若在日本生活时期与日本友人的交往，以往的研究著作主要都是依据郭沫若本人所写的回忆录《创造十年》及《创造十年续篇》中涉及到的对在日本时的描写，另外还有殷尘（金祖同）所写的的《归国密史》一书的延伸。
无论是与甲古文研究出版时的友人田中庆太郎还是与中国古音乐知音、雕塑家林谦三的交流，以及对研究对手的内藤湖南的拜访，都是在战前。郭沫若不仅才华横溢，而且情商也高，这决定了年轻时以他为首的创造社同仁关系的成功。而在被国民党政府追捕的艰难时期，有不少日本人愿与他交往，他们的友情渗透了郭沫若的学术研究及个人生活，这在那个时代是个难得现象。
是那场战争把日本人和中国人不由他们自主地划分到了绝对的敌对立场。1937年7月郭沫若毅然回国参战后，相互之间的个人友谊已完全处在敌国关系的大前提阴影之下，而且这些日本友人本身也生活在日本宪兵组织猖狂的监视恐怖环境中。不难想象，出于珍惜和保护昔日的友人，在战争迷雾阴影下的三十、四十年代出版著作里，郭沫若也好、殷尘也好，这些中国作家一定尽量少地在他们的著作中提及交往过的日本友人，即使必须写到，他们也用了一种冷漠口吻，这是不难想象的事情。因此从这点上看，关于郭沫若在日本生活时期与日本友人交往的描写，出现不足甚至不确切的地方是不可避免的。
日本友人中，战时及之后也有不少人曾经写过相关文章或在文章中提到过他们之间的交往。这些散落在浩渺无际的近代日文书籍中的记载有很大再发现价值，更多地发掘出日本人关于与郭沫若市川时期的交往描写是对郭沫若文化研究极具意义的一件事。
1955年，郭沫若带领中国科技代表团访问日本各地，在日本各地公访或私访了尚生存着的日本友人。那发自内心的笑容，对友人们生活的关心，以及日本友人和媒体当时的热烈反响不能不让人联想到郭老过去与日本友人间友谊的真挚。
郭沫若走访的旧知人数超过回忆录中曾出现的人数，郭沫若与他们实现了战后的再会。1955年时，战争已结束了十年了，中国进入了热火朝天的建设时期，日本也逐渐从战后整理出了头绪，郭沫若与日本友人再见的一幕拉开了中日人民之间的友好交流关系新时代的序幕。
小山富士夫在1955年与郭沫若实现了再会。并在还没有恢复国交的情况下的1965年春天，应中国陶瓷界的邀请，他人生中第三次来到中国做了一次长达35天的陶瓷之旅，足迹涉及北京、郑州、汤阴、安阳、上海、杭州、南昌、景德镇、广州。陪同他的有中国陶瓷专家冯先铭、陈万里、王冶秋等，他惊讶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发掘出来的旧窑址的数量及整理出来的文献数量之多。在北京的故宫里欣赏到了无数令他惊讶的藏品，他知道了：虽然蒋介石从故宫带到台湾去很多顶级宝物，但在北京故宫依然沉睡和展出着更大批的古董（他也曾去台湾故宫参观）。他也看到了送给中国的、他在镰仓海岸拾到的一片中国古陶片因为考古价值大而被摆在中国博物馆的展室里，这使他感叹中国新政府做事的实事求是、雷厉风行。
对比前两次来中国时的情景，这次旅行一路上所到之处，到处看到生机勃勃的中国人，各地生活环境中连苍蝇都几乎消失了的卫生进步状况也让他感到今昔非比，即使是到地方参观也可以住在整洁的招待所里。各地的瓷窑瓷艺人精湛专业的手艺令他吃惊，而颐和园等皇家园林里充满了普通老百姓，这些在中国的旧社会里无法想象的新气象都令他感叹不止，因为那之前的不同时期里，小山富士夫曾两次到过中国。
日本的东洋古陶瓷研究源于中国河南省出土的唐三彩的马和骆驼出现在伦敦的中国古陶瓷展上的1910年。从那时起，日本陶瓷考古学者与欧美学者一道大批涌进中国，小山富士夫的恩师奥田诚一恰好1912年大学毕业后，与东京帝国大学的河内正敏等人一起在东大创办了陶瓷器研究会。开始只是走访日本各地的窑址，1919年起他们的足迹涉及朝鲜及中国，此时开始成立了中国古陶瓷研究组织。
1927年东洋陶瓷研究所成立，并创办了《陶瓷》杂志。1932年开始，小山富士夫参与《陶瓷》杂志的编辑工作。
使小山富士夫一夜成名的却是1941年中日战争最激烈的年头，那是他受东洋陶瓷研究所派遣第二次到中国。他在日军的像长蛇一样的军用卡车队的掩护下，三月份从北京出发，经太原、开封，到达定县，四月的一天发现了宋代定窑址。在这里靠当地的中国人苦力采集了白定、红定、黒定、烧缔、铁绘陶器等十几种、上千片陶片。从对这些陶片的研究中他写出了《支那青瓷史稿》，论证了2000年青瓷史的发展，这成为陶瓷研究的重要文献。直到1983年，这些瓷片曾在东京和大阪两地多次公开展览。
 那之后，日本人间国宝陶艺家塚本快示先生从小山富士夫那里学到了关于定窑白瓷和景德镇的清白瓷的技术，做出了据说比宋瓷的釉色还要精美的陶瓷作品。
 小山富士夫出身于父母双方信仰基督教的日本家庭，家境贫寒，1923年时曾在东京商科大学（现一桥大学）上学，但因共鸣于社会主义运动，大学中退。几经转折成为京都的陶瓷艺人。1926年10月，他从釜山登陆，经朝鲜各地到达中国东北，开始了他第一次陶瓷之旅，这次旅行是靠沿路搭车的纯个人之旅，11月到达北京的陶瓷古董街琉璃厂。
1930年，小山富士夫决定专心研究陶瓷技术，从京都来到东京，他在东洋文库里没头于陶书的研究达一年之久，从这里他迈出了陶瓷研究家的第一步。就是这期间在东洋文库里，小山富士夫与郭沫若、林谦三、江上波夫、三上次男等东洋文化各分支的研究者们相遇相识。
 他在著书中这样描写与郭沫若先生的第一次的相遇：“有一天，我前面的位子上坐下来一个大脑袋的家伙，那便是郭沫若。中午时分，东洋文库职员要么去吃午餐，要么去打网球，但阅读室却是要上锁的，我们只好呆在像牢房一样的地下室里，吃自己带来的饭盒。在地下室里，我和郭沫若聊过很多，我那时不了解他在中国如何有名，只听说他毕业于九州大学的医科，并与做过护士的日本夫人住在市川。还听说他大学毕业后收到四川一家医院的聘请信和路资，但他却拒绝了从医而转而文学之路。听说他在武汉攻击战时任少将，却差点在渡长江时溺水。
 郭先生在市川的家门口是挂着夫人佐藤富子的名字的，我去过她家几十遍了，经常是带上朋友到她家去听郭先生聊天。有一次赶上了中国国内来了郭先生的朋友，一起受到了极好的款待。郭先生也来过我在四谷的家里二三次，我在三田的教堂举办婚礼时，郭先生也来了。但郭先生因没合适的衣服，我送去了我的衣服到市川。大个子的郭先生穿着紧巴巴的衣服站在祝贺的人当中，并在大红的纸上写下了祝贺的诗，便匆匆地回市川了。
 郭先生在东洋文库里查找资料只用了一二个月，但他把文库中所有的的甲骨文字相关的文献全读完了，并发表了卜辞的研究论著。”
1966年，小山富士夫再次来到中国。六十年代的这两次来访中国是继1955年在日本再见之后，郭沫若和小山富士夫在北京的再次见面。郭沫若在人民大会堂会见了小山富士夫，并向小山富士夫请教了关于出土文物保护的方法，也问到了日本茶的收获情况，小山富士夫向郭沫若赠送了奈良正仓院所藏目录并回答了保护出土文物的最好办法就是停止挖掘，保持古代坟墓原状为最佳的日本方法。日本国内的古代坟墓的确是很少有挖掘，它们基本上都是以古坟原状保存着。有意思的是离郭沫若故居纪念馆咫尺之距的市川须和田公园的小山包也是后来发现的日本古坟。这个公园里就树立着郭沫若1955年访问日本时写下的《别须和田》一文的纪念碑 。
 郭沫若在重庆主持抗战时期文化工作的时期起到进入北京后的建国时期，始终关心着考古工作。1940年在重庆与卫聚贤、常任侠一起亲自下到嘉陵江北岸的汉墓试掘现场。在北京也亲临十三陵等考古工作的现场，忘我的工作状态在郭沫若和小山富士夫这些老一代中日双方的文化大家身上都表现得淋漓尽致。小山富士夫到了晚年，又回到了陶瓷烧制的一线，并烧制出只有经历过常年的陶瓷研究有着丰厚陶瓷艺术底蕴的陶瓷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