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于10月9日在北京召开，为期四天。此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从已经透露出的信息来看，本次会议将在粮食问题、土地管理制度、农村金融体系、城乡一体化建设等多方面有所突破。

中新网报导，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将于今天(9日)在北京召开，据悉，此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推进农村改革发展问题。届时将审议《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此前，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曾先后前往河南与安徽等地考察农村改革发展情况，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曾赴天津调研。去年12月中旬到今年3月中旬，中央政策研究室、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组成调研组，就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指引下开拓成功发展之路问题到全国有关地区进行专题调研。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将于今天(9日)在北京召开，为期四天。

第一财经日报报导，此次全会之所以值得人们期待，一个重要原因，是由于今年正值改革开放30周年。30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实行了改革开放，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的新时代。而这场改革，正发轫于农村的联产承包制。

此后，从农村到城市，从大包干到国企股份制改造，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步步推进，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增长，为中国进一步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和制度基础。因此，十七届三中全会的主题定为农村的改革发展，既是对过去改革的呼应，也是农村改革的再出发。
 
报导说，本次全会是在国际经济环境风云动荡、国内出现大的自然灾害以及经济遭遇很大困难的形势下召开的。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全球金融动荡，是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它必然对已全面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中国带来比较大的影响。而国内经济经过30年的高速增长，如今也面临着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难题。面对经济波动、投资下滑、外需下降以及内需仍未提振等当前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经济和社会如何发展，宏观调控如何调整，对我们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在这样的双重背景下，中国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其目标是实现经济和社会又好又快发展，实现城乡一体化以及人和自然的协调发展。而从中国当前的情况来看，突破口之一仍在农村。农村改革仍是中国改革的关键环节，农业与农村的发展仍是中国发展的战略基础，也是中国从容应对国际经济波动的基础。

以内需为例，扩大内需是中国今后发展的一个战略问题，因为内需不足，长期以来，我们不得不把经济增长的基点放在政府投资尤其是出口上，这既透支了中国宝贵的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源，造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不可持续，也使得经济发展受制于外部环境。

今年以来，外需的锐减就对中国的出口、中小企业、就业，乃至股市和通胀都产生了很大影响。而内需不足又主要是占人口多数的农民收入较低，消费能力不足所致。所以，要解决长期困扰中国发展的内需问题，必须首先提高农民的收入，使他们有能力消费。毋庸讳言，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中国的成就举世瞩目，但城乡差距却是越拉越大。

目前，农村发展最突出的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农村的基础设施严重不足，文化、教育、卫生等社会事业发展滞后；二是农民收入水平明显偏低，增收难度明显偏大，农民相对贫困在加速；三是农村劳动力严重过剩。要解决上述问题，农村的二次改革就必须在提高农民的组织化程度，完善农产品市场、投入品和要素市场，建立农民增收机制，以及开通城乡、打破二元结构等方面下工夫。

其中，改革的突破口又在于土地、户口和金融，特别是土地制度改革至为关键。正如有学者曾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表示的，现有的土地制度是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城市土地可以对价取得贷款，农村土地就不行，这使得农民的土地、房屋等财产不能交易，不能形成资产，从而农民也就无法扩大再生产，只能维持小农经济模式。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原主任段应碧介绍，30年来，中央分别在改革初期（1982年到1986年）和新世纪初（2004年到2008年）发出10个关于农村工作的“一号文件”。上个世纪80年代初，5个“一号文件”启动了中国农村发展的第一个重要时期。主要拉动力是农民首创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新世纪5个中央“一号文件”，主线是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说，30年来中央农村工作文件体现的基本精神和原则用一句话概括：经济上保障农民的物质利益，政治上尊重农民的民主权利。10个“一号文件”很好地把握了这条农村改革的“红线”。

现在农村比较突出的问题有两个：一是政府每年给农民的上千亿元财政补贴，有些被中间截留。二是农民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得不到很好保障，农民希望“我的事我作主”。陈锡文说，现在经常会收到农民兄弟的来信，其中反映最多的是承包田被侵占。段应碧表示，允许土地使用权合理流转，是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也符合党的一贯政策，广大农民也有这方面的强烈愿望。

陈锡文介绍，农村有四方面改革需尽快推进：第一，村级经济社会管理体制要深化改革。目前只改了一半，要继续改下去，确保农民合法权益不受侵害。第二，乡镇机构改革应尽快取得实质性突破。国务院已明确本届政府要把乡镇机构改革搞完。我国有62万个行政村，3万多个乡镇，改革的目的一是乡镇提供农村社区公共服务，费用由公共财政承担；

二是真正让农民实现基层自治。第三，尽快扶持农民专业合作社，培育现代农业发展的经济组织。现阶段，把农民专业合作社简单视为企业是不对的，应在财政补贴、金融支持、减免税费等方面给予支持。第四，加快构建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他说，从我国实际来看，农民进城意味着三件事须解决：就业、住房和社会保障。总体来看，今后推进农村改革，“放活”是关键。无论构建农村公共服务体系、发育新型经济组织，还是促进生产要素回流农村，都需要“放活”。

“三农”问题牵涉到中国的发展大局。不提高占全国人口2/3的农民的经济文化生活水平、教育科技水平及参政议政能力，就根本谈不上国家的现代化、民主化建设。解决“三农”问题也是解决其他影响中国长远发展问题的前提。当然，中国的深化改革不仅仅包括农村的改革发展，它还有更丰富的内容，有着深层次意义上的攻坚任务。包括行政体制改革、资本市场的稳定发展，以及金融体制的深化改革等命题，都是需要重点解决的对象。

羊城晚报说，专家分析，新一轮农村改革可能会进一步完善土地征用制度，将农村土地的承包期从现在的30年延长到70年。现行的《土地管理法》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分析认为，这一条规定或许就是新农改的突破口。相关人士透露，本次会议呼声较高的几大专题，农村金融方面由于明确税收和财政扶持可能将有较大突破。

“发展‘三农’是一个系统性工程”，专家称，在城乡一体化建议方面，应该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服务制度、城乡一体的人力资源市场，逐步实现农民工劳动报酬、子女入学、公共卫生等方面与城镇居民享有同等待遇，加快城镇化建设。30年前，安徽凤阳县小岗村18位村民开启了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的大幕，30年后的今天，中国农村有望迎来新的发展机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