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博士 田飞龙

特朗普上台以来的“全球贸易战”，正在考验二战以来的全球治理秩序之正当性与制度效能。特朗普的贸易战针对的是所有对美国全球治理权构成实质性挑战的威胁性力量，中国首当其冲。

根据2017年底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美国全球治理权面临的威胁被区分为三个层次：第一，首要的全球性威胁，以中国和俄国为代表，中国居于首位，涉及所谓自由民主秩序与威权专制秩序的巅峰对决；第二，致命的地区性威胁，以朝鲜和伊朗为代表，涉及独裁、核武器及地区和平秩序；第三，弥漫的恐怖主义威胁，以伊斯兰国等恐怖组织为代表。美国的全方位贸易战针对上述不同对象呈现不同的论述和打法，对中国的主要攻击点是知识产权盗窃与不公平贸易，是“创新重商主义”，但其根本意图在于阻断中国发展，维护全球治理权的独享垄断地位。

2018年5月初，美国贸易代表团访华，试图压迫中国接受21世纪版本的新《望厦条约》，提出了若干战略性、精准式的压制中国经济主权与发展利益的贸易政策安排。但2018不是1844，中国已成为新全球化和全球治理的新动力和规则制定方，而不是被动挨打的“落后”国家。正是中国在“一带一路”倡议、亚投行金融治理机制、中国制造2025计划及民族复兴“两个一百年”战略中对自身及世界秩序的“新理想”从全球治理权的顶层意义上刺激和挑战了美国的既有霸权和尊严感，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暂时难以停息。美国试图垄断全球治理权，压制中国自主发展及参与全球治理的正当权利，这是贸易战的本质。

回顾历史，美国也曾以类似的恐惧、理由及方式压制过苏联、日本的发展和竞争并取得了所谓的胜利。那么，这一次，特朗普政府是否能够如其推特宣称的那样“美国一定赢”？这种“历史终结论”式的美国乐观主义和美国至上论，是否还能赢得全球信任和历史机遇？除了美国的鹰派集体和贸易战中的主要受益群体之外，知识精英、公共传媒、普通大众及盟友体系似乎并不乐观。

在美国精英中不乏较为清醒的观察者。麻省理工校长瑞弗（L.RafaelReif）先生近期在《纽约时报》发表专文《中国的挑战是美国的机会》，提出了对中美贸易战的客观反思。瑞弗认为，美国贸易战的理由及战略意图是不充分和难以实现的，主要原因是：其一，中国在核心技术上正在实现一种自主性创新与超越，而不是所谓的盗窃或抄袭，典型领域包括量子计算、5G通讯技术、高铁、移动支付、AI应用等；其二，关税壁垒和贸易保护主义不是美国应对中国挑战的正确策略；其三，美国政府在高科技补贴政策与移民政策上缺乏战略规划和开放包容精神，对创新发展的政策支持不足；其四，美国的创新体制及其社会文化条件相对优越，但需要正确运用和加强，美国政府需要更多反思自身。文章最后，瑞弗提出了中美竞争关系中美国战略认识论转变的根本重要性，认为贸易战枷锁只能陷美国于长期平庸，而正确的出路是“如果我们美国人尊重中国，把它视为一个新兴竞争者，有着许多我们可以借鉴的优点，这种观点将激励美国做到无与伦比地最好”。

瑞弗的分析和建议是理性的，但与特朗普政府的贸易战整体战略存在严重冲突。瑞弗希望出现联邦政府对高科技与高校研究的更具战略性的规划与资助，似乎期待着“美国制造2025”，但这正是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核心批评。瑞弗希望放开移民政策，但这与特朗普的竞选承诺及本土民粹化倾向相悖。瑞弗希望美国调整对中国的敌意认知，但这恰恰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基础性判断。瑞弗正确认识到中国发展的自主性与创新内涵，但特朗普鹰派团体中缺乏这样的平衡性视野。瑞弗的意见代表了美国相当一部分理性精英的立场，也是中国愿意思考与对话的恰当立场，这是美国社会自由度和多元主义的体现，但在当下的贸易战对抗氛围与美国绝对优先的鹰派立场下难以获得政策代表性与话语权。不过，美国的公共舆论、选举制度与司法审查有可能构成一种民主政体下的监督问责机制，对特朗普的“敌意政治”构成一定的宪制性制衡，所谓的“中期选举说”有一定道理。但特朗普现象再次显示了美国宪制中“超级总统制”对民主共和价值的僭越和威胁，是否可能回到理性的制度化轨道，难以乐观评估。美国宪法的蜕变，是贸易战背后之全球治理权竞争的一个重大参数。

贸易战的本质不是贸易，这只是表象和触发点。贸易战的竞争是核心技术竞争，而最根本的竞争则触及制度模式及价值观。贸易战论辩遍及国内外，一旦穿过贸易利益的表层讨论中美在全球治理秩序上的理想与模式之争，不少人又会陷入一种历史终结论的思维定势，对中国的发展前景持有更加悲观的态度。特朗普政府也惯以“历史想象”代替“历史真实”，以冷战思维面对中国崛起，将中国视为“下一个苏联”，将中美贸易战视为美国全球治理权“卫冕之战”的又一场重大战役。但中国并不是苏联，也不是日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对苏联社会主义的反思与批判，实现了“中国化”的积极理论体系与制度成果，并顺利融入了经济全球化，建立了党的领导与民主法治的协调法权体系。想象中国如同苏联一样失败，是对中国发展历史的无知。同时，中国也不是日本，后者长期处于“主权缺损”状态，在安全与外交上受到美日盟友体系内美国一方的“主权性影响”。中国则是具有独立主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对贸易战及其背后的核心技术与价值观竞争有着长期的体制耐受力和相对系统成熟的应对经验。

总之，贸易战中美国的霸权思维、多点出击以及对“历史胜利”的简单想象与角色带入，不能够正确理解和适应包括中国崛起在内的21世纪的新世界与新秩序。某种意义上，特朗普主义及其贸易战全套逻辑展示的仍然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东方主义”，一种对1500年以来逐步发展成熟之“地理大发现秩序”的严格精神依赖和权力滥用，而看不到经过充分的现代化与全球化发展，一种真正和平、发展与多元的“新秩序”正在生成。瑞弗的观点代表了美国精英的某种理性的自觉，而更多的“瑞弗们”对于美国国家利益的理解与增进显然要健康得多。而特朗普的“关税重商主义”与美国至上的贸易保护主义，必然经受不住这一新秩序及具有理性反思品格之美国民主政治周期的长期检验。在新秩序生成的时代，没有一成不变的权力和优势，谁都不能偷懒，也不可能坐享其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