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特约记者 梁成虎
富邦倒了，CTI老板逃了，富田也关了门……进入2005年以来，华人外汇公司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家接一家倒闭，公司老板一个接一个卷款潜逃，一批又一批的华人用户转瞬间钱去财空，却讨账无路，求告无门……一边是骗钱诈财者逃之夭夭，法外逍遥，一边是受骗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构成了2005在日华人社会中一道令人看不懂，弄不明，悲愤而无奈的独特风景。
据日本外汇交易被害者协会介绍，几年来，从华人外汇公司在日本露面，华人客户进入汇市，以欺骗手段骗取客户钱财的事件就仿佛其孪生兄弟般相伴而生，今年随着几家外汇公司接二连三的倒闭，这些欺骗事件也达到了高潮。现在仅在日本外汇交易被害者协会登记成为会员的受害华人就达1000多人。受害金额最多3亿日元，最少几十万日元，总受害金额达200亿日元以上。而据业者估算，受害华人总人数要高达2000多人，受害总金额超过300多亿日元。为此本报特别采访了几位外汇交易被害者，并如他们所愿，把他们受害的悲惨经历展示给读者，以提醒更多的华人辨清诱惑中的陷阱，免于重蹈覆辙。
同时也希望重新唤起在日华人社会的正义和良知，形成一种人人谴责和痛恨以诈骗他人钱财为自己谋财的恶行的社会氛围，让诈骗者难钻司法漏洞，受到应有的制裁。让华人社会重建公平、信任和道德，让我们的后代在健康的社会环境中长大。
一、2個月受害2700萬日元
范立，是现任日本外汇交易被害者协会会长，在团结被害者，同诈骗者斗争，为受害者讨个说法的路上，他已走了3年多，这3年来他四处上访告状，同时又像私家侦探一样到处收集证据，历尽了太多的艰辛。而这一切只缘于2002年那恶梦一样的2个月，这2个月中，他的2700万日元在“辉”外汇公司像变魔术一样，实现了从有到无的过程。
范立介绍，对于2002年的2个月，他至今仍记忆犹新。2002年5月下旬，范立正在谷自己开的按摩店内工作，店中来了一个姓黄的中国客人，客人称肩酸痛，请他作推拿，推拿中，黄介绍自己在外汇公司的“辉”工作，介绍“炒外汇”很赚钱等等。一个星期后，黄又来了，这次开始出手，他介绍“炒外汇”赚钱种种妙处，同时大力劝说范立去他的公司炒汇。以后又拉公司的老板，分析师等到范立处作推拿按摩，并力劝范立成为他们的客户。毫无经验的范立如约到他们公司参观，并在他们的劝说下投进了3万美金，开始一个星期，“辉”让范立尝了尝甜头，告诉他作了几次交易，赚了几百美元，随后开始正式运营，范立投入了15万美金，“辉”的业务担当采取高进低出等手段，一个月下来范立的8万美金就不见了。范立急了，第二个月要求自己做，不让担当代为操作，“辉”又采取强行操作，如，电话中说好撤单子，几分钟后告诉你已买进了，或借口盘房操作失误已作了交易等等。最后告诉范立，他的账上不仅没钱了而且欠“辉”公司利息6千美金。范立拿着录音等证据找到公司老板王（黄）龙华评理，老板告诉他，你的账号操作有误，是盘房的责任，我们已经把那个人开除了。现在你有2个办法，一个是去裁判所告我们，也许2年，也许3年，官司你赢了，但你拿不到钱，还要搭上大笔的律师费。另一个办法是你再添些钱，我们派最高水平的分析师、担当帮你作，我们有自信，几个月后把本钱给你赢回来。由于已深受其害，范立知道“辉”的说辞只想骗自己更多的钱。这一次他没有再往里投钱，很快“辉”公司的人不再理他。
这时最令范立痛悔不已的事情发生了。由于范立的钱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内亲属寄来给其患败血症的老父输血治病的钱。钱被骗后，范立的父亲不仅无钱输血，得知真情又气又恨，病情加剧，年迈体弱的母亲只得推着病重的父亲，也踏上了向“辉”讨要被骗款的路程，但骗子是没有人性的，钱始终没有要出来，父亲也最终含恨病逝。
父亲的病逝，更增加了范立对诈骗者的痛恨，也坚定了他要上告，以法维权，以法惩治诈骗罪犯的决心，于是他走上了上告之路。而这路一走就是3年，3年中他花了大量的精力调查取证，也渐渐摸清了外汇诈骗网络的底细。这时他才发现，原来从上门作按摩开始，都是“辉”的一种手段，一个圈套，这些人先摸底，然后专门找像他这样的按摩店老板或斯纳库的妈妈桑下手，劝说你投资炒汇，而只要你的钱进了他们的账上，就再也拿不出来了。像范立这样的受害者人数众多，但上诉之路却也正如“辉”的老板“王（黄）龙华”所说，漫长而无结果，这也说明这些诈骗分子早已摸清了日本法律的漏洞，因而行起骗更加胆大包天，肆无忌弹。
二、现代祥林嫂：“都怨我”
认识孙立华（化名）的人都为她惋惜，这位原来乐观、开朗、平和、亲切的女士在CTI外汇交易中被骗掉家中的全部积蓄──700万日元后，再也开朗不起来了，她现在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都怨我”。
孙立华原有一个幸福的家，过着平静的小康生活。丈夫在一家IT公司上班，收入中等，女儿上初中，孙立华在家做专业主妇。2005年春节，孙立华遇到了她昔日打工时认识的一位好朋友，这位朋友在外汇公司CTI工作，并向孙说起炒汇赚钱的事。由于几年来一直在做专业主妇，孙立华很想自己也做点什么，为家里赚点钱，作点贡献。于是她听从了朋友的劝说，动起了炒汇的心思，但她没告诉丈夫，她的理由是“等赚了钱，给丈夫一个惊喜!”
于是她投了100万日元，很快要赔光了，为了捞回本钱，她不断往里追加，最后家里全部的存款700万日元全部到了CTI的账上，这时她得到了一个令她彻底崩溃的消息，CTI老板携款人间蒸发。
她形容自己听到这个消息时，人一下子就蒙了，足有一分钟什么也听不见，看不清。等到清醒后，她发疯一样找到劝她投资的朋友，可那朋友也早已瘫倒在地，因为她同样有10多万的美金挂在CTI，此时成了泡影。
就这样“惊喜”变成了“噩耗”，丈夫得知实情后，看一看脸色腊黄，神情憔悴，负疚得要死的孙立华，一句话也没说，一个人默默地独坐了一个整晚。而已懂事的女儿也告诉爸爸妈妈，她想上公立高中，不上自己一直向往的一家私立中学了。孙立华的朋友介绍，现在在负疚和悔恨的折磨下，孙立华已变成了现代的祥林嫂，她每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都怨我”，见朋友说，在家自言自语也说，并常常说话颠三倒四，做事丢东忘西，无论你对她说什么，她都用一种惊恐、负疚的眼神看着你。昔日那个爱说爱笑，善解人意的孙立华的灵魂和那700万日元一样，被可恶的诈骗恶徒骗走了。
和孙立华一样在CTI被害的还有大阪的张女士。被骗350万日元后，张女士生了一场大病，一个夏天都在病床上萎靡，10月身体刚好一点，张女士就找了一个小时工去打，她说丈夫挣钱那么辛苦，我拿去被骗走，我对不起他，我要打工挣一点钱来弥补。
还有开店的王先生，背着妻子投资炒汇，结果2000万积蓄在外汇投资中被卷。得知真相，妻子和他离了婚，女儿因没钱上喜爱的一家专门学校也对他充满了怨言。妻离子散后王先生几次自杀，都幸遇人相救，现在王先生挺过来了，他表示现在只想平静地工作，生活，但会义无反顾地参加追讨活动，要尽全力让诈骗者绳之以法。
三、诈骗黑网渐露端倪
经过几年的调查取证，同时随着被害事件的增多，被害者们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团结。据日本外汇交易被害者协会介绍，现在他们已摸清了外汇交易的诈骗黑网的大致轮廓。并正在与日本、中国和相关国家的执法部门联系，协助执法部门调查取证，相信正义一定会得到伸张，诈骗者难逃法网。
据日本外汇交易被害者协会的资料显示：日本金融诈骗者大都以株式会社的面目出现实施诈骗。手法是租借豪华的办公楼，雇用只领工资没有实权的日本人做挂名社长。对外号称在欧美有实力雄厚的海外交易商。在中文媒体上长期刊登大幅彩色广告，这样，把一副有强大实力的公司外貌展现在华人社区。
当投资者入金后，资金并没有在欧美外汇交易市场上操作，而是在日本的外汇交易公司内部操作，换言之就是和公司对赌。然而，投资人对此并不知情。公司通过业务担当，告知投资者错误信息，造成必输无疑。有的投资者不相信担当时，有的公司就干脆直接在客户的交易单上做手脚，让客户一败涂地，甘受宰割。结果使投资人血本无归。
日本的金融诈骗为什么手法如此相同，是因为承传了最早在2000年8月成立的外汇交易公司三协的手法。三协公司的股东、取缔役、部长等人后来分崩离析开办了若干外汇交易公司。即使不是三协出来的人办的公司，也是学用了此类方法。所以日本外汇市场发生的金融欺诈事件如此相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协公司，最大的股东是香港人黎胜基（持有七本不同名字、不同国籍的护照，如杨志恒、W.Lee等等）。2000年8月，黎胜基用吉布提护照，名字为杨志恒，伙同香港籍王伟雄（原中国派遣到香港中旅集团的干部，日本中旅社代表取缔役（董事长）庄文识的原上司，在香港供职期间与黎相识，然后从中旅辞职进入黎在香港的公司）、香港中旅集团驻日本中旅的干部庄文识，胡又佳（香港护照，与黎有20多年的交情）一起商定，成立三协公司。使用庄文识的部下苏新军（对黑幕并不知情）名义，资金全部由黎胜基从香港提供。并且黎胜基于1999年2月曾在台湾用英国护照注册了“日亚通信息顾问有限公司”，宣称三协是公司的海外交易商，并让客户把资金汇入美国花旗银行日本三协公司的账户中。2001年6月，黎逃离台湾，使台湾客户的200多万美金无法领回，台客户向日本三协公司查询，日本方面称已经中止和黎的公司的合作，不承担任何责任。黎胜基在台湾已受到起诉和通缉。
三协公司的表面运营者是胡又佳及王龙华（此人持香港护照、对外宣称美国籍），而实际决策者是黎胜基和庄文识。庄因是日本中国旅行社的一把手，中国政府三令五申不准国家干部私下经商，只好让长子庄健（中旅职员）出面担任取缔役和营业部长。2001年3月王伟雄将自己名下的全部三协股份转让给庄健。
三协公司的挂名社长苏新军对公司经营方法，资金去向不明产生疑问，并要求号称美国来的王龙华出示护照和美国的住址，使经营层矛盾爆发。另外，此时黎胜基和胡又佳在资金管理上也发生了争执，稍后黎因台湾的诈骗案事发，暂时不知去向。2001年5月，为了拋弃苏新军，胡又佳和王龙华在日本名古屋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名字叫做“辉”，并转走了三协的资金和客户，迫使三协停业，并把责任全部推到苏的身上。“辉”成立后，胡又佳担任监查役。“辉”在三年里，诈骗客户80亿日元。
“辉”成立后不久，黎胜基、庄文识、庄健又成立了一个新公司。这就是2001年12月19日成立的CTI(株)，这一次，日本中旅社社长庄文识从幕后走向前台，担任了CTI的会长，CTI的股份中妻子曾汉平（日本中旅社的取缔役，CTI的监查役）、长子庄健（曾任日本中旅社赤?支店长，CTI的取缔役兼运营部长）占80%，后来占100%。黎胜基和庄文识的公开合作就此开始。CTI除了总社，在东京和日本其它地区设有7个分社，并在大陆多个省市设立支店，员工有600百人以上。
富邦倒了，CTI老板逃了，富田也关了门……进入2005年以来，华人外汇公司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家接一家倒闭，公司老板一个接一个卷款潜逃，一批又一批的华人用户转瞬间钱去财空，却讨账无路，求告无门……一边是骗钱诈财者逃之夭夭，法外逍遥，一边是受骗者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构成了2005在日华人社会中一道令人看不懂，弄不明，悲愤而无奈的独特风景。
据日本外汇交易被害者协会介绍，几年来，从华人外汇公司在日本露面，华人客户进入汇市，以欺骗手段骗取客户钱财的事件就仿佛其孪生兄弟般相伴而生，今年随着几家外汇公司接二连三的倒闭，这些欺骗事件也达到了高潮。现在仅在日本外汇交易被害者协会登记成为会员的受害华人就达1000多人。受害金额最多3亿日元，最少几十万日元，总受害金额达200亿日元以上。而据业者估算，受害华人总人数要高达2000多人，受害总金额超过300多亿日元。为此本报特别采访了几位外汇交易被害者，并如他们所愿，把他们受害的悲惨经历展示给读者，以提醒更多的华人辨清诱惑中的陷阱，免于重蹈覆辙。
同时也希望重新唤起在日华人社会的正义和良知，形成一种人人谴责和痛恨以诈骗他人钱财为自己谋财的恶行的社会氛围，让诈骗者难钻司法漏洞，受到应有的制裁。让华人社会重建公平、信任和道德，让我们的后代在健康的社会环境中长大。
一、2個月受害2700萬日元
范立，是现任日本外汇交易被害者协会会长，在团结被害者，同诈骗者斗争，为受害者讨个说法的路上，他已走了3年多，这3年来他四处上访告状，同时又像私家侦探一样到处收集证据，历尽了太多的艰辛。而这一切只缘于2002年那恶梦一样的2个月，这2个月中，他的2700万日元在“辉”外汇公司像变魔术一样，实现了从有到无的过程。
范立介绍，对于2002年的2个月，他至今仍记忆犹新。2002年5月下旬，范立正在谷自己开的按摩店内工作，店中来了一个姓黄的中国客人，客人称肩酸痛，请他作推拿，推拿中，黄介绍自己在外汇公司的“辉”工作，介绍“炒外汇”很赚钱等等。一个星期后，黄又来了，这次开始出手，他介绍“炒外汇”赚钱种种妙处，同时大力劝说范立去他的公司炒汇。以后又拉公司的老板，分析师等到范立处作推拿按摩，并力劝范立成为他们的客户。毫无经验的范立如约到他们公司参观，并在他们的劝说下投进了3万美金，开始一个星期，“辉”让范立尝了尝甜头，告诉他作了几次交易，赚了几百美元，随后开始正式运营，范立投入了15万美金，“辉”的业务担当采取高进低出等手段，一个月下来范立的8万美金就不见了。范立急了，第二个月要求自己做，不让担当代为操作，“辉”又采取强行操作，如，电话中说好撤单子，几分钟后告诉你已买进了，或借口盘房操作失误已作了交易等等。最后告诉范立，他的账上不仅没钱了而且欠“辉”公司利息6千美金。范立拿着录音等证据找到公司老板王（黄）龙华评理，老板告诉他，你的账号操作有误，是盘房的责任，我们已经把那个人开除了。现在你有2个办法，一个是去裁判所告我们，也许2年，也许3年，官司你赢了，但你拿不到钱，还要搭上大笔的律师费。另一个办法是你再添些钱，我们派最高水平的分析师、担当帮你作，我们有自信，几个月后把本钱给你赢回来。由于已深受其害，范立知道“辉”的说辞只想骗自己更多的钱。这一次他没有再往里投钱，很快“辉”公司的人不再理他。
这时最令范立痛悔不已的事情发生了。由于范立的钱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国内亲属寄来给其患败血症的老父输血治病的钱。钱被骗后，范立的父亲不仅无钱输血，得知真情又气又恨，病情加剧，年迈体弱的母亲只得推着病重的父亲，也踏上了向“辉”讨要被骗款的路程，但骗子是没有人性的，钱始终没有要出来，父亲也最终含恨病逝。
父亲的病逝，更增加了范立对诈骗者的痛恨，也坚定了他要上告，以法维权，以法惩治诈骗罪犯的决心，于是他走上了上告之路。而这路一走就是3年，3年中他花了大量的精力调查取证，也渐渐摸清了外汇诈骗网络的底细。这时他才发现，原来从上门作按摩开始，都是“辉”的一种手段，一个圈套，这些人先摸底，然后专门找像他这样的按摩店老板或斯纳库的妈妈桑下手，劝说你投资炒汇，而只要你的钱进了他们的账上，就再也拿不出来了。像范立这样的受害者人数众多，但上诉之路却也正如“辉”的老板“王（黄）龙华”所说，漫长而无结果，这也说明这些诈骗分子早已摸清了日本法律的漏洞，因而行起骗更加胆大包天，肆无忌弹。
二、现代祥林嫂：“都怨我”
认识孙立华（化名）的人都为她惋惜，这位原来乐观、开朗、平和、亲切的女士在CTI外汇交易中被骗掉家中的全部积蓄──700万日元后，再也开朗不起来了，她现在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都怨我”。
孙立华原有一个幸福的家，过着平静的小康生活。丈夫在一家IT公司上班，收入中等，女儿上初中，孙立华在家做专业主妇。2005年春节，孙立华遇到了她昔日打工时认识的一位好朋友，这位朋友在外汇公司CTI工作，并向孙说起炒汇赚钱的事。由于几年来一直在做专业主妇，孙立华很想自己也做点什么，为家里赚点钱，作点贡献。于是她听从了朋友的劝说，动起了炒汇的心思，但她没告诉丈夫，她的理由是“等赚了钱，给丈夫一个惊喜!”
于是她投了100万日元，很快要赔光了，为了捞回本钱，她不断往里追加，最后家里全部的存款700万日元全部到了CTI的账上，这时她得到了一个令她彻底崩溃的消息，CTI老板携款人间蒸发。
她形容自己听到这个消息时，人一下子就蒙了，足有一分钟什么也听不见，看不清。等到清醒后，她发疯一样找到劝她投资的朋友，可那朋友也早已瘫倒在地，因为她同样有10多万的美金挂在CTI，此时成了泡影。
就这样“惊喜”变成了“噩耗”，丈夫得知实情后，看一看脸色腊黄，神情憔悴，负疚得要死的孙立华，一句话也没说，一个人默默地独坐了一个整晚。而已懂事的女儿也告诉爸爸妈妈，她想上公立高中，不上自己一直向往的一家私立中学了。孙立华的朋友介绍，现在在负疚和悔恨的折磨下，孙立华已变成了现代的祥林嫂，她每天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都怨我”，见朋友说，在家自言自语也说，并常常说话颠三倒四，做事丢东忘西，无论你对她说什么，她都用一种惊恐、负疚的眼神看着你。昔日那个爱说爱笑，善解人意的孙立华的灵魂和那700万日元一样，被可恶的诈骗恶徒骗走了。
和孙立华一样在CTI被害的还有大阪的张女士。被骗350万日元后，张女士生了一场大病，一个夏天都在病床上萎靡，10月身体刚好一点，张女士就找了一个小时工去打，她说丈夫挣钱那么辛苦，我拿去被骗走，我对不起他，我要打工挣一点钱来弥补。
还有开店的王先生，背着妻子投资炒汇，结果2000万积蓄在外汇投资中被卷。得知真相，妻子和他离了婚，女儿因没钱上喜爱的一家专门学校也对他充满了怨言。妻离子散后王先生几次自杀，都幸遇人相救，现在王先生挺过来了，他表示现在只想平静地工作，生活，但会义无反顾地参加追讨活动，要尽全力让诈骗者绳之以法。
三、诈骗黑网渐露端倪
经过几年的调查取证，同时随着被害事件的增多，被害者们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团结。据日本外汇交易被害者协会介绍，现在他们已摸清了外汇交易的诈骗黑网的大致轮廓。并正在与日本、中国和相关国家的执法部门联系，协助执法部门调查取证，相信正义一定会得到伸张，诈骗者难逃法网。
据日本外汇交易被害者协会的资料显示：日本金融诈骗者大都以株式会社的面目出现实施诈骗。手法是租借豪华的办公楼，雇用只领工资没有实权的日本人做挂名社长。对外号称在欧美有实力雄厚的海外交易商。在中文媒体上长期刊登大幅彩色广告，这样，把一副有强大实力的公司外貌展现在华人社区。
当投资者入金后，资金并没有在欧美外汇交易市场上操作，而是在日本的外汇交易公司内部操作，换言之就是和公司对赌。然而，投资人对此并不知情。公司通过业务担当，告知投资者错误信息，造成必输无疑。有的投资者不相信担当时，有的公司就干脆直接在客户的交易单上做手脚，让客户一败涂地，甘受宰割。结果使投资人血本无归。
日本的金融诈骗为什么手法如此相同，是因为承传了最早在2000年8月成立的外汇交易公司三协的手法。三协公司的股东、取缔役、部长等人后来分崩离析开办了若干外汇交易公司。即使不是三协出来的人办的公司，也是学用了此类方法。所以日本外汇市场发生的金融欺诈事件如此相同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协公司，最大的股东是香港人黎胜基（持有七本不同名字、不同国籍的护照，如杨志恒、W.Lee等等）。2000年8月，黎胜基用吉布提护照，名字为杨志恒，伙同香港籍王伟雄（原中国派遣到香港中旅集团的干部，日本中旅社代表取缔役（董事长）庄文识的原上司，在香港供职期间与黎相识，然后从中旅辞职进入黎在香港的公司）、香港中旅集团驻日本中旅的干部庄文识，胡又佳（香港护照，与黎有20多年的交情）一起商定，成立三协公司。使用庄文识的部下苏新军（对黑幕并不知情）名义，资金全部由黎胜基从香港提供。并且黎胜基于1999年2月曾在台湾用英国护照注册了“日亚通信息顾问有限公司”，宣称三协是公司的海外交易商，并让客户把资金汇入美国花旗银行日本三协公司的账户中。2001年6月，黎逃离台湾，使台湾客户的200多万美金无法领回，台客户向日本三协公司查询，日本方面称已经中止和黎的公司的合作，不承担任何责任。黎胜基在台湾已受到起诉和通缉。
三协公司的表面运营者是胡又佳及王龙华（此人持香港护照、对外宣称美国籍），而实际决策者是黎胜基和庄文识。庄因是日本中国旅行社的一把手，中国政府三令五申不准国家干部私下经商，只好让长子庄健（中旅职员）出面担任取缔役和营业部长。2001年3月王伟雄将自己名下的全部三协股份转让给庄健。
三协公司的挂名社长苏新军对公司经营方法，资金去向不明产生疑问，并要求号称美国来的王龙华出示护照和美国的住址，使经营层矛盾爆发。另外，此时黎胜基和胡又佳在资金管理上也发生了争执，稍后黎因台湾的诈骗案事发，暂时不知去向。2001年5月，为了拋弃苏新军，胡又佳和王龙华在日本名古屋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名字叫做“辉”，并转走了三协的资金和客户，迫使三协停业，并把责任全部推到苏的身上。“辉”成立后，胡又佳担任监查役。“辉”在三年里，诈骗客户80亿日元。
“辉”成立后不久，黎胜基、庄文识、庄健又成立了一个新公司。这就是2001年12月19日成立的CTI(株)，这一次，日本中旅社社长庄文识从幕后走向前台，担任了CTI的会长，CTI的股份中妻子曾汉平（日本中旅社的取缔役，CTI的监查役）、长子庄健（曾任日本中旅社赤?支店长，CTI的取缔役兼运营部长）占80%，后来占100%。黎胜基和庄文识的公开合作就此开始。CTI除了总社，在东京和日本其它地区设有7个分社，并在大陆多个省市设立支店，员工有600百人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