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孙辉
横滨中华街有150多年历史，坐落在该市中心滨海的山下公园不远处，是一个方圆
走进中华街，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热闹非凡。栉次鳞比的餐馆，装修得一家比一家豪华气派。店门口摆著各种中式点心，令人目不暇接，垂涎欲滴。整个中华街现有店铺600馀家左右，其中餐馆占230多家。许多店铺都是老字号，如聘珍楼、万珍楼、珠江饭店、四五六菜馆……等等都被人所熟知。
历经几十年甚至上百年风雨的老字号，深刻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的华侨及其后代的生活，说起中华街的老字号，许多华侨特别是年长者都充满了感情，深情地说“这是中华街的金字招牌”。这些店铺和企业，已经成为中华街华人历史文化的一部分。优秀的企业管理文化和蕴含的历史价值是这些华人企业所拥有的最为宝贵的财富，是老字号作为金子招牌含金量最大之所在。
聘珍楼：
把金字招牌挂到中华街外
百年来，聘珍楼是在横滨中华街乃至在全日本历史最悠久、最具盛名的中国菜馆之一。聘珍楼第四代当家人林康弘（中国名庞竞康）则把这个百年金字招牌挂出了中华街，挂到了日本各地，挂到了香港，挂到了曼谷。
聘珍楼始建于1887年，在二战前，聘珍楼已是横滨中华街的名店。林康弘的父亲庞柱琛（1902-1977），出身于广东高明，年轻时赤手空拳来到日本辛勤地劳动，在二战结束后不久，积累了一些资金后庞柱琛收购了聘珍楼，成为这家老店的第三代主人。
林康弘出生于1947年，后有机会到美国留学，接受到现代经营理念的熏陶。回到日本后，年轻的林康弘，希望能走出中华街，于是他先到一家IT公司就职。但父亲希望子承父业，希望林康弘能打理聘珍楼，看著年迈多病的父亲，林康弘最终回到中华街。
中国是世界饮食文化的发源地之一，但在1975年林康弘就任聘珍楼代表取缔役那年头，中国菜在人们的印象多是廉价低档的。林康弘接手店铺时，也没有经营经验，但他想，要从聘珍楼开始，让人们改变对中国菜的印象，让中国菜比任何菜式都美味、都华贵，要让聘珍楼走出中华街，打造日本最高级的中华料理店。
1978年，聘珍楼改组为株式会社，也是这一年，林康弘首次把聘珍楼的牌子挂到中华街之外，到吉祥寺开业。
在外人看来，林康弘坐拥中华街好地点的老店，本应不愁没有生意，完全可以按部就班地把生意做下去。
但林康弘的理想是做一个成功的实业家。“对商业来说，并不是业务扩大就能赚钱。一个人能承受失败的时间会是多长？2年？5年？10年？如果花20年才能成功的话，那么年轻人也熬成了老人，付出这样的努力值不值？事业成功了会赚钱，但事业失败了，则连本钱都会赔进去，成功或失败是在创业之初难以预测的。”林康弘也知道，仅当个有钱人只需固守现状，看好生意就行，但要做个实业家，创业者必需能忍受时间的煎熬，并付出巨大的努力。
“饭馆这个行业是资本集中型和劳动集中型行业。既要投入很大资金也要雇用很多人，但日本不同于中国，日本人工费很高，劳动者的福利保障也很多。另外，在日本至少有几万家中国餐厅是日本人开的，日本客人被称为‘世界上最挑剔的客人’，行业竞争最激烈，餐饮行业如果不能做到声望第一，是很难生存的。因此，投资者想赚钱很少会选择开饭馆，有饭馆的人更不敢盲目扩张”，林康弘也曾犹豫过，但他最终还是选择了挑战创业这条路。
在新店开张之初，林康弘作出了大胆的决定，将中华街老店的所有厨师调换到吉祥寺，全力保证了新店的品质。
经过不懈努力，聘珍楼吉祥寺店的业务蒸蒸日上，这给林康弘带来巨大的鼓舞。他先后又在池袋、日比谷、新宿、青叶台、沟口、溜池山王及小仓、福冈等地开店。去年，聘珍楼在大阪的繁华地、梅田车站附近的希尔顿广场开店，面积超过300坪，仅次于中华街本店，获得很大成功。
1988年，林康弘在香港设立法人。聘珍楼虽以正统粤菜见长，但香港是世界美食中心，许多新派粤菜都是在此诞生，此举无疑又是一个挑战。但林康弘坚信，只要认真做一定能成功。林康弘的经营理念在香港同样适用，聘珍楼在香港人怀疑的目光中成长。如今，林康弘在尖沙咀、铜锣湾、钻石山及中环拥有四间酒家。香港业界提起“聘珍楼”无人不晓。
聘珍楼的优秀经营业绩与林康弘的经营理念是分不开的。“不能把实业仅作为赚钱的手段，否则就难以让客人信任。而信任是建立在诚实之上、安全之上、高尚目的之上的。”
林康弘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当年林康弘在美国留学时，法国菜、意大利菜、日本料理等都是高级饮食，而中国菜和墨西哥菜一样不入档次，很多人认为中国菜普遍使用味精．色素，留了“不健康”的印象给人们。作为中国人饮食世家出身的林康弘感到很羞愧，从那时起，林康弘就想让人们改变对中国菜的印象。
“饮食要从身体需求出发”，林康弘执掌聘珍楼后，把饮食健康、安全放在首位。从10多年前开始，聘珍楼的食品就不再使用味精和对人体有害的色素或化学添加剂。
如今，“健康、美味、高级”是人们对聘珍楼的普遍评价。皇室成员、政治家及社会各界名流都会光顾聘珍楼。
当年林康弘接手聘珍楼时，每位食客平均消费仅800馀日元，现在光顾聘珍楼的客人平均每人消费在8000日元以上。林康弘实现了当年的愿望，在日本奠定了高级的中国菜的声誉。
林康弘执掌聘珍楼33年后的今天，每年企业的营业额超过100亿日元，从业员达千馀名。聘珍楼的事业包括高级中华饭店、食品制造工厂、“聘珍茶寮”茶点小吃店、咖啡厅等。还在日本各地的高级百货店里开设了“聘珍楼”品牌商品的专卖店。
协和物产：
诉说华侨40年协作路
横滨中华街的最大特点是，饭店多。当地有句话，说日本人的胃口养活中华街。这话不无道理。客人们多是冲著吃中式菜肴和点心来的，当然也有仅仅限于逛街观光者。中华街的餐馆1天能接待３万人以上。整个中华街餐馆有230多家，均为中餐馆，许多经常光顾中华街的人早已把聘珍楼、万珍楼、珠江饭店、四五六菜馆等各家饭店的特色熟记于胸。可多数游客从未注意中华街边、也就是山下町157番地的一栋小楼，这栋小楼上挂著“协和物产”的牌子。正是这家企业见证并促进了中华街所有饭馆的发展。
40多年前，鲤鱼烹制的菜肴是中华街许多饭馆的特色菜，但当时购买鲤鱼远远没有海鲜容易。中华街华侨虽然竞争相当激烈，但是在生意上相互扶助的意识很强，1963年（昭和38年）11月，华侨的经济．税务互助团体华侨伊势佐木自治会（现横滨华侨商公会）为了支援华人餐馆，由该自治会事业部牵头，华侨筹资310万日元作为本钱，在山下町136番地建立营业所，开始贩卖鲤鱼。而后，业务扩大，开始贩卖食用油和鸡蛋。
1966年11月，百馀户华侨共同出资把营业所扩大为株式会社，命名为“（株）协和物产”，资本金1500万日元，并开始贩卖鸡肉，谭锦基任社长，会社董事多由华侨伊势佐木自治会事业部役员担任。
“中华街的商户虽然竞争激烈，但是在生活上、生意上相互扶助的精神很强。老华侨即使没钱也非常关心公共事业，由百馀户华侨出资成立会社、搞事业，是绝无仅有的，非常了不起。现在股东仍有143名”，现任社长梁庆安介绍说。
1971年10月，会社资本金增至3000万，设立了冷冻部，开始贩卖虾、蟹、鱿鱼、鱼等冷冻食品。随后，业务又扩大到牛肉、猪肉等畜产类。如今，协和物产有水产、畜产、肌肉、活鱼、食料品5个部门，业务几乎涵盖了除蔬菜类的各种中华料理原料。
由于协和物产提供的食品原料质优价廉，中华街的餐馆纷纷从协和物产进货，现在中华街230馀家餐馆全是协和物产的客户。由于客户对协和物产有口皆碑，中华街以外的中华料理店也到协和物产订货。现在有1000多家中餐馆和协和物产有业务关系，地域不仅在横滨和中华街，涵盖了整个神奈川县和东京都。
梁庆安是协和物产的第五代社长。梁庆安是华侨二世，他和众多中华街出身的华侨后代一样，从横滨山手中华学校毕业。20年前梁庆安接任社长一职，他一手设立了协和物产的子会社（株）协和食品（foods），开设了协和物产东京店。
谈起协和物产的发展，梁庆安谦虚地说：“协和物产的兴衰和中华街的发展息息相关。中华街人气旺，会社的业务就旺。我只是会社的管理者，会社是靠60多名员工支撑的，他们多是华侨后代。”
中国贸易公司：
老华侨企业无次品
走进中华街，人来人往、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中华街成了中国货物的集散地，各家店铺生意兴隆。逛店铺时如果留意一下，会看到多家店铺都有“中国贸易公司”的字样，这可不是中国政府的企业，而是由两代人经营的华侨企业，是中华街最有名的中国物产贸易企业之一，如今在横滨中华街开设有5家、在长崎中华街有1家中国特色物产店。
株式会社中国贸易公司是华侨三世任政光一手创办的。1968年，从长崎来到东京的任政光在中日关系尚未正常时就开始从中国进口物产。当时做国际贸易都要和政府打交道，任政光的企业被中国国际贸促会指定为“爱国商社”。
1971年，株式会社中国贸易公司正式成立。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以后，双方交流更加频繁，中华街迎来了历史最好时期，中国贸易公司也得到长足发展，从1972年至1974年，中国贸易公司的资本金由600万日元增至4800万日元。
做贸易受政治气候、经济风向影响最大。自进入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持续不振，中华街的生意也受到一定影响，有个别的已经倒闭或者濒临破产。这种现象在自由竞争的环境下也是正常的。但是中国贸易公司旗下的店铺堪称一枝独秀。每到周六、周日或者其他节假日，这里都是人流不断，顾客盈门。
6年前，任政光之子任贤治接任社长。问起中国贸易公司为什么几十年来屹立在中华街，并成为一个响当当的牌子时，任贤治社长认为，“除了运气好以外，老华侨企业的商品非常注重品质”。
“中华物产越来越难做。”许多业者有这样抱怨，任贤治也有同感。
去年5月日本食品“肯定列表制度”实施后，对进口食品、农产品的设限数量大幅增加，几乎涵盖了中国对日出口的大部分农产品。限量标准更为严格，检测项目成倍增加，几乎覆盖了大部分农、兽药和添加剂，如果进口到日本的食品中的残留物含量超过标准，就会被禁止进口或流通。由此产生的农残超标、市场限入风险以及由运输保存、检测费用提高导致的成本增加、通关速度下降等大大削减了在日华人企业的盈利。
而中国贸易公司70%的业务和食品、茶叶有关，“肯定列表制度”对会社业务的影响不言而喻。个别物产店甚至开始从非正规渠道进口货物。
“中国贸易公司坚持从正规渠道进货，即使通关标准再严，这里的食品永远不会没有进口标签”，任贤治社长认为，企业经营有高潮也有低谷，只有保证品质和信誉才能长期立足于中华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