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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声:谷川先生的酒
日期: 14年05月4期 阅读: 397
李长声:谷川先生的酒
简介: 著名旅日作家、日本出版文化史研究专家。1949年生于长春,曾任《日本文学》杂志副主编。1988东渡,一度专攻日本出版文化史。自励“勤工观社会,博览著文章”,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为北京、上海、广东、台湾等地的报刊写随笔专栏,结集《樱下漫读》、《日知漫录》、《东游西话》、《四帖半闲话》、《枕日闲谈》、《居酒屋闲话》、《风来坊闲话》、《东京湾闲话》、《哈,日本》、《日下散记》、《日下书》、《浮世物语》、《东居闲话》等十余种。近译有藤泽周平著《隐剑孤影抄》《黄昏清兵卫》。


喝酒并不是好事,或许如抽烟,早晚会被人嫌弃,但眼下能喝好喝似乎还算个本事。倘若有时又涂涂鸦或码码字,就更有点文人模样。我属于能喝(当然不敢见大巫),大概是天生的,但原来可没这般好酒。好酒以至贪杯是来日本跟谷川先生炼成的。

谷川先生是我喝日本酒的蒙师,各方面也多加关照,对我有大恩。人前人后我一向叫他先生,因为日语里这个称呼有敬意,而且他的确创办了一个培养出版人的职业学校。和谷川先生相差二十岁,按照中国关于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说法,正好差一辈。有人说中国比日本落后二十年,那是国家大事,我们之间却由于这个年龄差而错位,正好有共同的话题,边喝边聊。和同代日本人在一起,反倒常无话可说;中国人奇怪他们死守着公司,唯老板的马首是瞻;而他们对这些三十好几的中国人抛家舍业来日本,说是要创业,莫名其妙。我跟谷川先生聊上山下乡,他想起少年时代躲避美军轰炸的疏散;聊到工农兵学员,他说他这代人也差不多,战败头几年上大学,其实也没学什么。谷川先生年轻时参加过日共,清楚共产党的那一套,但对于社会主义,不像我这个过来人有那么多的坏印象。说来上世纪80年代东渡的人好似被冷藏,身上的社会主义特色可能比始终跟祖国一起成长的人更多些。

谷川先生有酒瘾,下肚就开始训人,手下的职员们不愿意跟他这个老板喝酒,乐不得把陪酒的任务推给国际友人。我充当谷川先生的知音,听他讲那些职员们听着默不作声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讲他青年时代。每天他叫我下班,一起往车站走,蓦然兴起似的,说:喝一杯罢。于是我们又钻进小巷的酒馆里,二人对酌,一杯一杯复一杯。我透过酒杯认识日本,这日本可有点醉。起初两三年赶上泡沫经济的尾巴,经常泡酒馆,有时接着去酒吧。有一家酒吧在新宿那里,记得叫风纹,老板娘年过五十,风韵不存。谷川先生每去都说她漂亮,恐怕心里残留的是老板娘当年的文学女青年形象罢。后来读过一位老出版人的回忆,写到谷川先生年轻时整夜在新宿喝酒,言下有贬义,但也说了一句:大概办一个前所未有的出版学校毕竟不容易,借酒浇愁罢。

好景不长,我刚明白喝啤酒要趁着泡沫儿喝,日本却一下子萧条了。此后几乎不再下馆子,就在办公室里喝。一到下班时间,谷川先生就掏出钱,客客气气让我去附近的酒店买一瓶酒,外加两小包“撮”,无非花生豆什么的。所谓一升瓶,我小时候在长春见过,装酱油的,后来打酱油都难了,就没有了那种瓶子,日本用它来装水酒,一千八百毫升。一晚喝掉这么一大瓶,对我是一个彻底的改造,学会了自己把自己灌醉。有一天,谷川先生买来一个小炉子,用它烤干鱼下酒,但翌日上班屋里还弥漫着烟味儿,只好废然而止。由废止就聊到遣唐使,那时我打算写菅原道真传来着。

在谷川先生身边打工没有多少事情做,我就用日文的文字处理机打汉字,写中文文章。发表在《中文导报》上,拿报纸给先生看,他惊讶东京有这样的报纸,兴致勃勃地辨认中文汉字,能猜出个大概,这算是我自称“文化人”的证明罢。抗战八年,文革十年,日本历史上最长的战争是十五年,而《中文导报》已经有22年的历史,发行1000期了,是侨日华人的集体记录。兴之所至,此后谷川先生喝酒之前学一个小时中文,持之以恒,令我这种留而不学的人大惭。想到司马辽太郎连载随笔《街道行》二十五年,死而后已,要是我也有日本人那种忍劲儿,韧劲儿,一个劲儿地写,说不定也写出名堂了。可惜我坚持不懈的,唯有酒。

去国离乡比较早,没喝过革命的小酒,喝倒胃的是日本酒,对于祖国的发展不大有体验和实感,至今拿一百元人民币还挺当回事儿。谷川先生的感受反倒比我深,他曾慨叹自己也开始穿中国造西服了,因为他这个层次的衣服也都变成中国造。聊到国际化,他说,日本人嘲讽日本的国际化就是哪里飞机掉下来,倒楣的都有日本人。曾几何时,中国大发展,听说已经超过了日本,凡事有过之而不及,不仅飞机掉下来,哪里沉船,哪里撞车,死伤都少不了中国人。至于我的体会,也就是回国时想买点日本造礼品越来越难,遍地中国货。

谷川先生对中国非常有好感,我偏巧当了一个受益者。他的学校和上海一家学校建立了校际交流关系,约定双方交替邀请,研讨出版教育。后来日本经济不景气,谷川先生请不起了,很期待蓬勃发展的中方不忘掘井人,但中国的事情像走马灯一样,学校里退休的退休,走人的走人,最后连知情人都找不到了。再后来听说被编入某大学,那就更不能进行不平等交流了罢。谷川先生还曾拿夫人的退休金,在那个学校建了个奖学金,发了两三回,也不了了之。

每当岁暮,我有一项重任:帮谷川先生写贺年片的表面,寄给中国老朋友。头两年有人回,甚至还有人主动寄来,但事不过三,更不要说千秋万代,后来就不见礼尚往来了。喝酒时他总是念叨,我不禁想起孔乙己,“到了年关,掌柜取下粉板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说‘孔乙己还欠十九个钱呢!’到中秋可是没有说,再到年关也没有看见他。”我告诉他,中国人一旦来信,那就有麻烦了,果然,某人冷不丁来信,上言一大通不问候的理由,头头是道,下言过两三天访日,有事相求。我当然没有要时时解剖别人的意思,因为那别人也包括我在内。中国人为人处事也就是中华文化,虽没有弘扬这文化的义务或责任,但往哪儿一站,哪儿就竖起一座中华文化的丰碑。人多了,中华文化自然而然地成街成城。谷川先生可没少领教我的那些活生生的中华文化。

他终于病倒了,遵医嘱,首先戒了酒。而今我也到了遵医嘱的年龄,该考虑生命诚可贵了。试试几天滴酒不沾,完全过得去,原来酒也可以坚持不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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