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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赤阳:中文导报是日华社会的历史见证
日期: 14年05月4期 阅读: 454
廖赤阳:中文导报是日华社会的历史见证
简介:武藏野美术大学教授。厦门大学、东京大学毕业。文学博士。主要研究:华侨华人史、东亚地域关系史、东亚传统心身实践与文化移动。著有《长崎华商与东亚交易网络》、《错综于市场、社会与国家之间》、《大潮涌动:改革开放与留学日本》、《气功的思想及其实践》、《气功读解的老子》等。


  转眼间,《中文导报》已经发行一千期了。22度樱树花开花落,伴随着改革开放以后来日的新华侨一代人也已从年轻学子步入老境。其间多少华文报刊传媒如春笋出土,又风吹雨打花落飘零。只有《中文导报》一枝独秀,见证着新时代日本华侨社会的成长与成熟。

了解传统华侨社会的人都知道一句老话,叫华社有三宝,侨团侨校与侨报。其中,侨团指的是华侨们守望相助的社会团体,侨校指的是传承民族文化的中华学校,而侨报则是华社的眼睛、耳朵与喉舌。她不但见证历史,更建构历史、创造历史。

华侨通商与移民日本的历史至少可以上溯到400年前。日本的战国末期已有不少唐船来航,在九州各地建立起唐人町。1635年实施锁国体制以后,唐船贸易被限制在长崎一港,17世纪前半叶,来航的唐船主们分别建立起3所唐人寺院,俗称漳州寺、泉州寺、南京寺,这被认为是日本华侨同乡组织的嚆矢。1689年,幕府在一个小岛上建立了唐人屋敷(唐馆),作为以外界隔绝的唐人居留地。

19世纪中期,幕末开港后,唐馆衰落,而来自中国沿海口岸的华商纷纷计入长崎,此后一路北上,抵达神户、大阪、横滨,直至函馆。进入20世纪,当福建、三江、广东等三大商帮占据了沿海口岸之后,后来的小帮派如福清帮遂以农村腹地为依托从事布匹的行销走贩,将网络扩展到全国各地。

19世纪末,激荡的中国政治风云与中日关系深刻地影响了日华社会。甲午战败后中国掀起了留学日本潮,这一时期以来的留日归国人员,对中国近现代政经、军事于文化所起的作用,可以说远远超过了所有赴西方国家留学生的总和,对此,仅随意列举群星灿烂中的个别人名即可见一斑:秋瑾、黄兴、杨昌济、沈钧儒、蒋介石、蔡锷、李烈钧、李大钊、周恩来、何香凝、蒋百里、李叔同、张大千、鲁迅、周作人、郁达夫、郭沫若、田汉、廖承志……。

这一时期以来,包括康梁与孙文在内的中国改良势力和革命派以日本为基地,在华侨支持下为拯救中国而努力奋斗。真正意义上的华社三宝都诞生这一时期。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的梁启超创办了《清议报》和《新民从报》,而革命党人则创办了同盟会的机关报《民报》。这些报纸不仅见证了历史,更创造了历史。

上世纪30年代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大多数留学生和不少华侨毅然回国,留下来的人被置于严密监视之下,饱受欺凌。战时的日本各地方的各种华侨团体被迫解散,并被强制性地统合到一个组织之中。抗战胜利后华侨作为战胜国民,获得GHQ(联合国占领军)当局的特殊物资配给。在物资极为匮乏的战后日本,他们通过这种特需供给的私人贸易而使华侨经济重新起步。战后台湾籍民也恢复了中国国籍,由两岸的留学生和华侨分别成立了各自的社团,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了统一的代表日本华侨社会的组织,即各地的华侨总会。1950年代,由于两岸的政治分治,各地华侨总会也一分为二。

也许是由于战争与歧视的历史记忆刻骨铭心,战后的日本华侨没有向东南亚那样,选择所在国的国籍,走从华侨到华人的道路。虽然,中国邦交正常化前后,有不少台湾华侨选择了日本国籍,但是从总体上看,日本华侨延续了作为在日中国人社会的传统。

见证这一时期华社历史的侨报,可以说主要是各地华侨总会的机关报,例如,东京《华侨报》、《横滨华侨通讯》、《关西华侨报》等。虽然这些报刊均以日文为媒介语,而非华字纸,但为在邦交正常化前极度缺乏祖国信息的华侨提供了他们所迫切关心的新中国革命与建设的最新动态。

1950年代以来,日本华侨人口一直没有超过5万人的规模,这一状况,随着1980年代以来汹涌的东洋出国大潮的出现而迅速改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也随着同时期日本的经济景气和国际化口号的提出,掀起了继甲午战后的新一轮留日大潮, 30年间,在日中国人人口总数增加了15倍,超过了70万人,加上大约10万人左右已取得日本国籍者,广义的在日中国人社会已经超过了80万人。成为最大的在日外国人和少数族群。这一时期,一个时髦的词汇迅速走红,这就是所谓“新华侨”。与此相比,改革开放前定居于日本的华侨被称为老华侨。

新、老华侨,加上原有的大陆与台湾两派的华社,在日中国人社会形成了“四极多元”的结构。所谓四极,为原有的大陆系、台湾系,加上新华侨与老华侨。所谓的多元,指的是出身地、教育背景、职业与阶层的多元化。

在1980年代以来的出国大潮中赴日的中国人,由留学、国际婚姻、战争残留孤儿及其家属,乃至非正规移民等多样化的群体所构成,其中,对后来的日本华侨社会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留学以及毕业后在日工作或创业的这一群体。与老华侨相比,这个群体被认为具有高学历、高技术的特征。就博士而言,仅在2002-06年的5年间,共有5304名中国人取得博士学位或修完了博士课程,占同时期日本博士毕业总数的7%,日本博士毕业外国人总数的40%。就大学教员而言,2011年日本持教授签证者(指在日本大学及相当于大学的机构或高专从事研究、研究指导及教育工作者),总数为8050人,其中,亚洲人占了一半,有4709人,而亚洲人中,中国人又占了一半,有2339人,是第二位美国人(1101人)和第三位的韩国、朝鲜人(1025人)持相同签证者的两倍以上。而大学的专任教授、副教授,2004年已达5百余名,2011年,很可能已超过700人。与此同时,建立起发达的中文报刊、电视及网络传媒。有别于以往以中华街和祭祀活动为舞台的舞狮和舞龙等文化符号,新华侨积极面向日本社会传播气功、二胡、中医、武术、书法、国画、京剧等,建立起新型的中华传统文化符号,并使之与东亚传统价值观相结合而在日本深得人心。

随着新华侨的登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以中国经济和中日经贸关系的紧密化为直接契机,日本华侨华人经济也发生了质的变化。战后老华侨社会单一工种的职业人口最多的是厨师,而新华侨中科技、专业人才与教师(主要是大学教师)显著增加。大部分留学生毕业后就职于日本公司,也有很多人勇于创业。2011年度持投资经营者签证人数就超过了3000人。在经营领域上,除了经贸商业外,IT信息、专业技术服务、医药等新的领域成绩斐然。随着新领域的开拓和网络的扩大,华侨华人经济无论在质与量上都有了飞跃的发展。仅以中华总商会的会员企业为例,其正会员注册总资本超过300亿日元,员工1万4千余人,最近的年商总额超过2200亿日元,属下子公司达230余社。而以日本企业和跨国公司构成的赞助会员达70家。半数是上市的大型企业。而华人企业也积极上市,目前在日本共有7家华侨华人企业和一家中资企业为上市公司。

见证这一时期历史的,有1990年代随着乡愁产业发展起来的华文报纸。这一时期以来的华文报刊曾经超过100余家,而《中文导报》以其独立专业的采编团队、发现问题的锐利眼光、关爱华侨社会与弱势群体的人文精神、关心祖国建设的赤子情怀,以及放眼全球的开阔视野,成为日华媒体的佼佼者,不仅为日华社会提供了精神食粮,也成为世界华人了解日华社会的一扇重要窗口。

1990年代中期起至2000年代初,日本的新华侨社会从团体林立到走向和完成整合。经过30年的岁月,新老华侨也不再泾渭分明。老华侨提议取消新华侨的称谓,指出大家都是在日华侨,彼此不应该为新老所区隔,而是先辈与后辈的关系。以此为背景,2013年9月,新华侨的代表性的联合组织“日本新华侨华人会”取消了“新”字,而更名为“全日本华侨华人联合会”。应该说,这意味着处于急速流动和变化中的新华侨时代已告结束,日华社会开始进入成熟、稳定与有序发展的新时代。我们可以将之称为“后新华侨”的时代。这个时代的课题,既有蕴含着两岸统一政治课题的华侨社会内部整合,也有建立在原生性认同基础上的侨居地与中国故乡的纽带。既有促进日本多元文化共生社会的建构,加强与主流社会和其他在日外国人及少数族群的横向联系,也有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与世界华人网络的接轨。新华侨消融后的日华社会的“新”问题,是华侨新生代及独生子女一代的新留学生,他们将为日华社会提供新的活力,并提出华文教育的严峻课题。

创刊发行1000期的《中文导报》已经见证和建构了1990年代以来日华社会激荡的历史,她将继续与日华社会一道开辟与创造辉煌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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