撰写：茅岳霖
到当地时间4月7日晚些时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终于如驻日美军、路透社、法新社等各机构预报的那样，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宣布东京、千叶、埼玉、神奈川、大阪、兵库和福冈七个地区将实施为期一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
根据日方资料显示，进入紧急状态后，目前疫情较为突出的上述七个地区可以临时开设医疗设施；亦可强制使用土地和建筑物用于修建医院等。在医疗物资保障、人员出入、关闭学校等设施上，日方的措辞已提升为“要请”与“指示”，即要求和命令。
由于安倍当局的“紧急状态”计划早在3月上旬就有相关动向，一时间，这种颇具延时效应的方案就令外界颇为期待，似乎日本的希望真的出现了。可当安倍也同时强调此举并非“封城”，且不具备强制力时，长期笼罩在日本疫情问题上的一团迷雾也由此越发突出。
每况愈下的疫情发展
从2020年2月中旬以来，以东京为爆发中心的日本疫情已经让外界彻底琢磨不透。一方面，东京当局在“钻石公主”号事件上的优柔寡断和无所作为已经很明显，更不用说新冠患者也已渗透到包括计程车司机、新闻记者、政府职员的日本各界人士。
但另一方面，从2月到4月间的两个月里，日本并没有发生如同欧美国家一样的大规模感染，其社会秩序也基本如常，虽然到四月上旬，日本全国的累计确诊人数已达3,865例，其中东京都累计确诊病例已超千例。但日方的增长曲线仍较为平缓，这种现象让此前预言日本会发生大规模疫情的观察家们一头雾水：莫非日本的防疫斗争已经成功了？
就当下的日本疫情现状来说，上述问题的答案无疑是否。
首先，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日本的感染源已经变得越来越难追溯。根据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披露的数据显示，在东京地区4月5日新增的143例患者中，新增病例中有约90例感染途径不明，且年轻人感染比例较高，这显示感染源越发难以追踪。这较之2月时日方仍能追溯病源的情况就显出了本质的差异。
其次，日本公布的患者人数仍经过了仔细筛选，并未展开全面调查。到3月下旬，日本检测的总人数仍不超过两万。从2月上旬到3月中旬，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资料，在东京地区联系第二级医疗机构，即保健所的疑似患者中，只有1.5%的人得到了检测的机会，在大阪地区，这个比例为3.5%，在大阪周边的兵库县，这个比例也只有1.8%。而这些区域都是日本目前疫情的重灾区。
再次，东京方面在2、3月期间仍未能阻止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每天仍有上百万人乘坐通勤列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前往东京等地工作，东京各大车站均可见摩肩接踵的上班族穿行其中。尽管东京方面对国民的海外出行、聚集等行为均表示反对，但这种反对也仅仅停留在不具备强制力的“要请”，即请求上。以至于从3月下旬进入“春假”以来，大学生前往英国旅游染疫、大学医院医生聚餐导致集体感染等现象比比皆是。
日本的选择与付出的代价
当然，一直关注日本动向的分析人士可能也明白东京这种一切如常的理由，日本直到3月25日前，仍对按期举行2020年东京奥运会抱有希望。安倍当局从2月上旬开始，一直宣布东京奥运会“不会被疫情影响”，到2月下旬，日方还拒绝国际奥委会建议，强调东京奥运会“不会推迟或者取消”，3月中旬时，安倍仍坚持强调“奥运会不会缩小规模”。
但随着欧美疫情的突然爆发，加之日本国内确诊感染者也在3月下旬终于突破一千人，安倍当局最终和国际奥委会在3月25日达成一致，确认2020年奥运会延期一年举行，东京方面在防疫行动中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很快，日本国内检出患者便在3月31日后的一周内翻了一倍，从超过2,000人升至接近4,000人。
就目前来说，东京方面似乎已经打算放开检测了。安倍已在4月6日召开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本部会议”上表示，日本将加大新冠病毒的检测量，从此前每天数百或数千不等的检测量增加至每天两万份，这一举措有可能会造成确诊患者的大幅增加。
此外，安倍还确认了日本将增加空置病床，用以安置轻症患者的策略。根据其方案，日本目前的空置病床将由2.8万张增加到5万张。考虑到日本目前感染病床的占用率已达62%，且东京地区也开始征用空置酒店作为“方舱”来收治患者，此举对日本疫情的发展无疑将起到正面作用。加之东京方面还在征调呼吸机，不仅已确保1.5万台设备中的8千台，还准备加大产能，这就让加大收治范围的东京暂时不至于捉襟见肘。
但是，东京的紧急状态方案仍然是一个缺少强制性保障的措施。这种政策也和日本的国情有关。在奥运会延期导致直接损失超过60亿美元后，有日本经济学家指出，如东京封城1个月，日本会减少2.5兆日元（约合261.3亿美元）的个人消费。以201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来计算，则相当于减少了0.4%。这种巨大的经济损失是安倍方面不能接受的。因此，这使得东京即便能加大监测力度，其控制人口流动性的强制措施仍然有限。
其次，即便东京当局加大了检测患者的范围，日本医疗系统的拒检行为仍然突出。譬如在疫情恶化的兵库县地区，当地媒体在4月7日指出，大医院提出的检测请求有90%能得到许可，小诊所发出的检测请求就只有30%能获批准。
当然，无论东京选择怎么做，留给他们的选项和前景都已经很明显了，英国巴克莱（Barclays）银行和日本政府已经确认了有关日本经济的不利消息。前者在一份长约20页的报告中指出，在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下，日本的复苏期有可能会因此推迟，日本更有可能进入技术性衰退。后者公布的数据也显示，在2019年第四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萎缩6.3%，创2014年二季度以来最大降幅，远大于市场预期。
在新冠病毒疫情损害了日本的产出和旅游业之际，日本经济可能连续两个季度下滑，从而陷入技术性衰退的风险就越来越大。当安倍和东京当局在历经两个多月仍然只能拿出一份如此的方案时，他们恐怕也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
到当地时间4月7日晚些时候，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终于如驻日美军、路透社、法新社等各机构预报的那样，发布了“紧急事态宣言”，宣布东京、千叶、埼玉、神奈川、大阪、兵库和福冈七个地区将实施为期一个月的“国家紧急状态”。
根据日方资料显示，进入紧急状态后，目前疫情较为突出的上述七个地区可以临时开设医疗设施；亦可强制使用土地和建筑物用于修建医院等。在医疗物资保障、人员出入、关闭学校等设施上，日方的措辞已提升为“要请”与“指示”，即要求和命令。
由于安倍当局的“紧急状态”计划早在3月上旬就有相关动向，一时间，这种颇具延时效应的方案就令外界颇为期待，似乎日本的希望真的出现了。可当安倍也同时强调此举并非“封城”，且不具备强制力时，长期笼罩在日本疫情问题上的一团迷雾也由此越发突出。
每况愈下的疫情发展
从2020年2月中旬以来，以东京为爆发中心的日本疫情已经让外界彻底琢磨不透。一方面，东京当局在“钻石公主”号事件上的优柔寡断和无所作为已经很明显，更不用说新冠患者也已渗透到包括计程车司机、新闻记者、政府职员的日本各界人士。
但另一方面，从2月到4月间的两个月里，日本并没有发生如同欧美国家一样的大规模感染，其社会秩序也基本如常，虽然到四月上旬，日本全国的累计确诊人数已达3,865例，其中东京都累计确诊病例已超千例。但日方的增长曲线仍较为平缓，这种现象让此前预言日本会发生大规模疫情的观察家们一头雾水：莫非日本的防疫斗争已经成功了？
就当下的日本疫情现状来说，上述问题的答案无疑是否。
首先，在两个月的时间内，日本的感染源已经变得越来越难追溯。根据日本广播协会（NHK）电视台披露的数据显示，在东京地区4月5日新增的143例患者中，新增病例中有约90例感染途径不明，且年轻人感染比例较高，这显示感染源越发难以追踪。这较之2月时日方仍能追溯病源的情况就显出了本质的差异。
其次，日本公布的患者人数仍经过了仔细筛选，并未展开全面调查。到3月下旬，日本检测的总人数仍不超过两万。从2月上旬到3月中旬，根据日本“厚生劳动省”统计资料，在东京地区联系第二级医疗机构，即保健所的疑似患者中，只有1.5%的人得到了检测的机会，在大阪地区，这个比例为3.5%，在大阪周边的兵库县，这个比例也只有1.8%。而这些区域都是日本目前疫情的重灾区。
再次，东京方面在2、3月期间仍未能阻止人口的大规模流动，每天仍有上百万人乘坐通勤列车等公共交通工具前往东京等地工作，东京各大车站均可见摩肩接踵的上班族穿行其中。尽管东京方面对国民的海外出行、聚集等行为均表示反对，但这种反对也仅仅停留在不具备强制力的“要请”，即请求上。以至于从3月下旬进入“春假”以来，大学生前往英国旅游染疫、大学医院医生聚餐导致集体感染等现象比比皆是。
日本的选择与付出的代价
当然，一直关注日本动向的分析人士可能也明白东京这种一切如常的理由，日本直到3月25日前，仍对按期举行2020年东京奥运会抱有希望。安倍当局从2月上旬开始，一直宣布东京奥运会“不会被疫情影响”，到2月下旬，日方还拒绝国际奥委会建议，强调东京奥运会“不会推迟或者取消”，3月中旬时，安倍仍坚持强调“奥运会不会缩小规模”。
但随着欧美疫情的突然爆发，加之日本国内确诊感染者也在3月下旬终于突破一千人，安倍当局最终和国际奥委会在3月25日达成一致，确认2020年奥运会延期一年举行，东京方面在防疫行动中终于一块石头落了地。很快，日本国内检出患者便在3月31日后的一周内翻了一倍，从超过2,000人升至接近4,000人。
就目前来说，东京方面似乎已经打算放开检测了。安倍已在4月6日召开的“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症对策本部会议”上表示，日本将加大新冠病毒的检测量，从此前每天数百或数千不等的检测量增加至每天两万份，这一举措有可能会造成确诊患者的大幅增加。
此外，安倍还确认了日本将增加空置病床，用以安置轻症患者的策略。根据其方案，日本目前的空置病床将由2.8万张增加到5万张。考虑到日本目前感染病床的占用率已达62%，且东京地区也开始征用空置酒店作为“方舱”来收治患者，此举对日本疫情的发展无疑将起到正面作用。加之东京方面还在征调呼吸机，不仅已确保1.5万台设备中的8千台，还准备加大产能，这就让加大收治范围的东京暂时不至于捉襟见肘。
但是，东京的紧急状态方案仍然是一个缺少强制性保障的措施。这种政策也和日本的国情有关。在奥运会延期导致直接损失超过60亿美元后，有日本经济学家指出，如东京封城1个月，日本会减少2.5兆日元（约合261.3亿美元）的个人消费。以2019年的国民生产总值（GDP）来计算，则相当于减少了0.4%。这种巨大的经济损失是安倍方面不能接受的。因此，这使得东京即便能加大监测力度，其控制人口流动性的强制措施仍然有限。
其次，即便东京当局加大了检测患者的范围，日本医疗系统的拒检行为仍然突出。譬如在疫情恶化的兵库县地区，当地媒体在4月7日指出，大医院提出的检测请求有90%能得到许可，小诊所发出的检测请求就只有30%能获批准。
当然，无论东京选择怎么做，留给他们的选项和前景都已经很明显了，英国巴克莱（Barclays）银行和日本政府已经确认了有关日本经济的不利消息。前者在一份长约20页的报告中指出，在冠状病毒疫情的影响下，日本的复苏期有可能会因此推迟，日本更有可能进入技术性衰退。后者公布的数据也显示，在2019年第四季度，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同比萎缩6.3%，创2014年二季度以来最大降幅，远大于市场预期。
在新冠病毒疫情损害了日本的产出和旅游业之际，日本经济可能连续两个季度下滑，从而陷入技术性衰退的风险就越来越大。当安倍和东京当局在历经两个多月仍然只能拿出一份如此的方案时，他们恐怕也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