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来源: 环球时报
“今天，我结束了作为天皇的职责，谨向安倍首相代表国民做出的讲话表示谢意。”
4月30日，日本明仁天皇在东京皇宫参加天皇宣告退位仪式。
2019年4月30日东京时间下午5点，日本明仁天皇在皇居宫殿”松之间”出席了身为天皇的最后一个公开仪式——“退位礼正殿之仪”，将象征皇统传承的剑、玺等用具陈列在旁以示见证。首相安倍晋三代表日本国民发言，简短回顾“平成”30年来的日本发展，再由明仁天皇发表作为天皇的最后讲话。以此为节点，为期近一个半月的天皇退位系列仪式宣告终结，日本也迎来了“平成”时代的终结。
但就在这篇不到200字的退位演讲里，明仁天皇却暗藏了一颗钉子：那就是“结束”这个词语的用法。
在日语里，很多动词都有”自动词”与“他动词”的区别。具体到“结束”这个词语，“自动词”的“结束”（終わる）是在描述天皇职责“自然而然”走向终结，并没有突出“是谁来结束”这个命题；而“他动词”的“结束”（終える）就是在说“（有人）主动结束了作为天皇的职责”这个概念。明仁天皇这次采用“他动词”的“结束”，事实上在暗示：本次退位是基于我的意愿而施行，我作为天皇的职责是由我来终结的。
由于“他动词”的用法强调一个人对于一件事情的主观意愿，受过严格教育的日本人在公开场合会较少使用，以免泄露自己的实际态度，而会尽量使用”自动词”来客观描述事件，以求“和光同尘”。而且更重要的是，天皇是否退位一事属于“国政”范畴，日本宪法第4条规定天皇“无权干预国政”，那么他表达自己“希望退位”的主观意愿就有违宪之嫌。2016 年 8 月，明仁天皇发表关于退位的视频演讲，其中绝口不提“退位”二字，只谈自身经历与对于天皇职责的理解，措辞极为婉转。换言之，在2019 年 4 月 30 日的“最后一讲”中，明仁天皇表达了自己对退位的主观意愿，这在战后日本历史上极为罕见。
为什么明仁天皇会在“最后一讲”里表达如此强烈的意愿呢？这与战后日本宪法体系对于天皇职权的限制有关。
由于昭和天皇对二战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但战后麦克阿瑟又希望保留天皇制、延续传统以防日本被苏联“赤化”，那么为了给全世界一个交代，在放弃起诉昭和天皇之后，天皇的所有政治权力也都被美国人主导的战后宪法所剥夺。除去参政权之外，日本天皇与皇族甚至没有一般日本国民拥有的普遍人权，如没有私有财产、不能收养养子、不能信仰除神道教以外的其他宗教，甚至于结婚都需要“审批”：皇室男性结婚须经“皇室会议”决议认可，但“皇室会议”只有两名皇族，其他人都是首相、参众两院正副议长、宫内厅长官、最高法院院长等政治家与官僚；皇室女性稍好一点，但也要得到天皇本人的“裁可”方可结婚。
现代日本政治体系下，天皇固然不会再像二战时期一样操纵政局，却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人身与工作的自主权，只能按照政府与国会的要求执行“公务”。按日本宫内厅发表的数据，2017 年，天皇在形式上批准了960 份法令与政令，参与或主持了 200 次各项茶会、午餐会、晚餐会等，接见了 62 个建交国家的大使与77名日本驻外大使。天皇无权决定所有活动是否举办，只能被迫参与，这一点曾经被明仁天皇的叔叔、三笠宫崇仁亲王批评过：“如果不能决定自己是否退位，天皇就会彻底成为内阁用铁锁拴住的奴隶”。
也正因如此，2016年8月明仁天皇在谈到退位问题时，开头便明确表示“我已过80岁，深感体力层面存在种种制约”。很明显，天皇之所以选择“生前退位”，不完全是政治考量，重点还是在于日渐繁重的工作与逐渐衰弱的体力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麻烦在于，明仁天皇主导的“退位”并没有让退位成为一种制度，相反只是作为现行《皇室典范》的一次“特例”来执行。要想变“特例”为“常例”，就必须大幅度修改《皇室典范》甚至重写，免不了在国会反复扯皮，这对于寻求尽快修改宪法的安倍晋三而言会耗费很多政治资源。毕竟按照安倍晋三在2017年日本宪法纪念日所言，他希望2020年奥运会能在新宪法之下举办，那么一切有可能耽误他与自民党修宪日程的举动都要想办法规避。而有趣的是，虽然安倍晋三尽可能规避修改《皇室典范》，但截止目前 2019 年 5 月，自民党仍然没向国会提出修宪议案。
眼见“退位制度化”的设想无法获得安倍晋三与整个日本内阁的同意，明仁天皇才会在最后一次演讲以相对隐晦的方式提出：我的退位是我自己决定的。
从5月1日0点开始，明仁天皇成为“明仁上皇”，德仁皇太子正式成为日本第126代天皇；到上午10点，新天皇同样在皇居宫殿“松之间”出席“剑玺等承继之仪”，正式就任天皇职位，并开启一系列与即位有关的仪式活动。但也要注意，德仁新天皇已经59岁，如果“令和”也能持续数十年，那么他在未来也会面临与父亲相同的问题。进入 21 世纪以后，借助明仁天皇带来的良好人设，日本天皇与皇族的发言频率与影响力日渐增强，那么与日本天皇有关的退位、即位等各项制度或许也有着进一步改革的空间。
“今天，我结束了作为天皇的职责，谨向安倍首相代表国民做出的讲话表示谢意。”
4月30日，日本明仁天皇在东京皇宫参加天皇宣告退位仪式。
2019年4月30日东京时间下午5点，日本明仁天皇在皇居宫殿”松之间”出席了身为天皇的最后一个公开仪式——“退位礼正殿之仪”，将象征皇统传承的剑、玺等用具陈列在旁以示见证。首相安倍晋三代表日本国民发言，简短回顾“平成”30年来的日本发展，再由明仁天皇发表作为天皇的最后讲话。以此为节点，为期近一个半月的天皇退位系列仪式宣告终结，日本也迎来了“平成”时代的终结。
但就在这篇不到200字的退位演讲里，明仁天皇却暗藏了一颗钉子：那就是“结束”这个词语的用法。
在日语里，很多动词都有”自动词”与“他动词”的区别。具体到“结束”这个词语，“自动词”的“结束”（終わる）是在描述天皇职责“自然而然”走向终结，并没有突出“是谁来结束”这个命题；而“他动词”的“结束”（終える）就是在说“（有人）主动结束了作为天皇的职责”这个概念。明仁天皇这次采用“他动词”的“结束”，事实上在暗示：本次退位是基于我的意愿而施行，我作为天皇的职责是由我来终结的。
由于“他动词”的用法强调一个人对于一件事情的主观意愿，受过严格教育的日本人在公开场合会较少使用，以免泄露自己的实际态度，而会尽量使用”自动词”来客观描述事件，以求“和光同尘”。而且更重要的是，天皇是否退位一事属于“国政”范畴，日本宪法第4条规定天皇“无权干预国政”，那么他表达自己“希望退位”的主观意愿就有违宪之嫌。2016 年 8 月，明仁天皇发表关于退位的视频演讲，其中绝口不提“退位”二字，只谈自身经历与对于天皇职责的理解，措辞极为婉转。换言之，在2019 年 4 月 30 日的“最后一讲”中，明仁天皇表达了自己对退位的主观意愿，这在战后日本历史上极为罕见。
为什么明仁天皇会在“最后一讲”里表达如此强烈的意愿呢？这与战后日本宪法体系对于天皇职权的限制有关。
由于昭和天皇对二战负有不可推卸的战争责任，但战后麦克阿瑟又希望保留天皇制、延续传统以防日本被苏联“赤化”，那么为了给全世界一个交代，在放弃起诉昭和天皇之后，天皇的所有政治权力也都被美国人主导的战后宪法所剥夺。除去参政权之外，日本天皇与皇族甚至没有一般日本国民拥有的普遍人权，如没有私有财产、不能收养养子、不能信仰除神道教以外的其他宗教，甚至于结婚都需要“审批”：皇室男性结婚须经“皇室会议”决议认可，但“皇室会议”只有两名皇族，其他人都是首相、参众两院正副议长、宫内厅长官、最高法院院长等政治家与官僚；皇室女性稍好一点，但也要得到天皇本人的“裁可”方可结婚。
现代日本政治体系下，天皇固然不会再像二战时期一样操纵政局，却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人身与工作的自主权，只能按照政府与国会的要求执行“公务”。按日本宫内厅发表的数据，2017 年，天皇在形式上批准了960 份法令与政令，参与或主持了 200 次各项茶会、午餐会、晚餐会等，接见了 62 个建交国家的大使与77名日本驻外大使。天皇无权决定所有活动是否举办，只能被迫参与，这一点曾经被明仁天皇的叔叔、三笠宫崇仁亲王批评过：“如果不能决定自己是否退位，天皇就会彻底成为内阁用铁锁拴住的奴隶”。
也正因如此，2016年8月明仁天皇在谈到退位问题时，开头便明确表示“我已过80岁，深感体力层面存在种种制约”。很明显，天皇之所以选择“生前退位”，不完全是政治考量，重点还是在于日渐繁重的工作与逐渐衰弱的体力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麻烦在于，明仁天皇主导的“退位”并没有让退位成为一种制度，相反只是作为现行《皇室典范》的一次“特例”来执行。要想变“特例”为“常例”，就必须大幅度修改《皇室典范》甚至重写，免不了在国会反复扯皮，这对于寻求尽快修改宪法的安倍晋三而言会耗费很多政治资源。毕竟按照安倍晋三在2017年日本宪法纪念日所言，他希望2020年奥运会能在新宪法之下举办，那么一切有可能耽误他与自民党修宪日程的举动都要想办法规避。而有趣的是，虽然安倍晋三尽可能规避修改《皇室典范》，但截止目前 2019 年 5 月，自民党仍然没向国会提出修宪议案。
眼见“退位制度化”的设想无法获得安倍晋三与整个日本内阁的同意，明仁天皇才会在最后一次演讲以相对隐晦的方式提出：我的退位是我自己决定的。
从5月1日0点开始，明仁天皇成为“明仁上皇”，德仁皇太子正式成为日本第126代天皇；到上午10点，新天皇同样在皇居宫殿“松之间”出席“剑玺等承继之仪”，正式就任天皇职位，并开启一系列与即位有关的仪式活动。但也要注意，德仁新天皇已经59岁，如果“令和”也能持续数十年，那么他在未来也会面临与父亲相同的问题。进入 21 世纪以后，借助明仁天皇带来的良好人设，日本天皇与皇族的发言频率与影响力日渐增强，那么与日本天皇有关的退位、即位等各项制度或许也有着进一步改革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