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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京会:重访郭沫若文库
日期: 18年05月3期

小雨霏霏的5月13日,我到三鹰市的郭沫若文库去拜访老馆长先生和佐藤女士。没有预约,老馆长先生大概不在馆里。我想先去探望一下,为下一次正式拜访探探路,聊一下近况,顺便借几本书。我走进亚非图书馆,安静的馆里只有值班的近冈先生和另一位年轻的女孩。
看到我,近冈先生一下子就叫出我的名字,倒让我自己吃了一惊,因为我与老馆长的见面留在脑子里的记忆太深刻,却一下子叫不出这位安排我与老馆长见面的近冈先生的名字。近冈先生说正要和我联系,因为在近期发表的文库的消息上要刊登老馆长和我的合影,问我是否同意?我欣然同意并询问老馆长近况。近冈先生告诉我老馆长篠田先生现在不再担任文库的馆长,他现在身兼财团法人代表和语言学校校长两个要职,文库的现任馆长是小仓雅雄先生。文库的相关人士中有很大部分是当年创建时发起人的后代。
 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时开始文学创作,从25岁左右起,几乎一直处于创作高产期。每年都有大量创作作品、翻译作品出版发行。尤其二十年代后期到1937年之间,为避难,郭老在千叶县的市川市生活了十年。这个时期里,郭老的史学研究、甲骨文研究、古乐史翻译等大批著译作出世。在郭老这个研究、著述的高峰期,他借阅、购置了很多珍贵的古史资料,也留下大量珍贵的手稿、藏书和文献资料、及书画题匾等。郭老不仅是历史学家、著书家,郭老还是个大书法家,藏书家。
 我在拜访市川的郭沫若故居纪念馆时,注意到那里除了展示一些照片和极少的手稿外,几乎看不到郭老的藏书。而我从读书中知道郭沫若先生当年是穿着木屐,两手空空地佯装散步才躲过了宪兵的监视,走出市川,转道横滨、神户回中国的。


我向市川的故居纪念馆管理人员咨询了一下,得知东京的三鹰市有一座郭沫若文库,专门保管着郭老所藏书籍。问其为何不是市川市,却是远离此地的三鹰?答曰:我们不清楚。
 知道了有这样一座专门的文库保管着郭老的藏书,很想去看一看,于是2017年初,各种颜色的梅花在日本皇宫御花园里盛开的一天(记不清日期),早晨先去欣赏了梅花,然后我第一次去三鹰拜访了郭沫若文库 。
 值班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孩和六十多岁的馆员,可能就是今天的近冈先生两位。我问到了郭老的藏书,他们很客气地告诉我,要想浏览郭老的藏书需要与馆长的篠原先生预约时间。
 约好了日子再去三鹰,我见到了馆长篠田先生和司书佐藤女士。据他们的自我介绍和互相介绍,馆长先生原是筑波大学教授,退休后接管的文库。佐藤女士是文库的创始人、“亚洲非洲文化发展财团法人”的两位发起人之一菊地三郎先生的外孙女。
 老馆长在打开位于亚非图书馆内一室的郭沫若文库前,和我一起在馆内坐下来,他向我讲解了一遍他手写归纳的一张文库简要介绍,上面包括郭沫若主要作品:“沫若文集”第八卷,“海涛集”(“跨着东海”、“我是中国人”)、“归去来”,还有著名的译作“浮士德”、上面有郭老在译作上写给安娜的献词,及文库创建人菊地三郎先生和郭老的通信(通过次男博生)等。另外占文库三分之二的是“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资料,庄子、管子、旬子、史记、“卜辞中元古代社会”。
 馆长的密密麻麻的蝇头小字,缀满在一张两折A4的纸上,仅一张纸,上面却压缩有不少重要信息,有的是我从以往的书上不曾读到的。老馆长责任心极强地从头到尾给我讲解了一遍。大概他心里断定眼前的人与来文库的郭老的后代及学者、那些郭沫若文化研究家们有不同,所以,他讲的很用力。
 我向老馆长解释了我来只是因读过一点郭老的书、去过郭老的故居,对郭老的学问和人生很佩服、很好奇,我并不是你们所知道的研究团体中的成员。但老馆长在讲解完后,还是断然为我一个人打开了文库的门,并从书架上那些厚厚的藏书中抽出刚刚谈到的一些著书。
 老馆长取出一本打开给我看(我那时紧张地不知自己该看哪本书),郭老的藏书和资料上的余白处写着密密麻麻、比老馆长的笔迹还要精小的注解和心得。看着厚厚的古书上郭老亲笔写的随笔,我感动得哑然失声了,呆立在那里,不敢碰这些珍贵的书,也不懂看看哪里才好。听老馆长说了一句:“你不打算翻一翻读读看看吗?”我赶紧接过书来。
 即使翻着看着我也读不懂丝毫,为什么要来的?自己后来一直在自问。甲骨文、古乐、古史、诗歌,这都不是每个人能感兴趣的学问,向来属于曲高和寡的分野,显然我也没有明确自己对这些学问肯定有兴趣,将来也不太可能成为专门家。只是由于读描述郭老的相关著作时了解了郭老在日本经历及成就,因此我爱屋及乌地向往着这些大部头书籍。
 佐藤女士为我准备了一些文库的资料和学报。恰好前一年,2016年的三月和八月,国内的和在日本的郭沫若亲属及学者们分别来过文库。2016年东京举办纪念郭沫若及田汉那一代留学日本100周年的活动,报纸上都有过相关报道。
 郭沫若文库之行感受非常大,我一直在回味着那一天的情景。当然,事情的来龙去脉也有了头绪:
 郭老在日本写作与研究所用的参考资料几乎全部保存在位于三鹰市新川5丁目14番16的“亚非文化发展财团”所管理的郭沫若文库,这里大约有郭老留下的的藏书1340点,其中也包括一些文房四宝收藏品。文库在建筑物的二楼,穿过文库,二楼深处,还有一所该团运营的面向亚非国家招生的语言学校。由于文库地处居民区,找到这里颇费周折,我这次来,因时隔一段时间,犹豫不前时,遇到台湾出身的该校在校生指点迷津。
 另外一部分郭沫若的相关书籍摆放在从另一入口进入的一楼图书馆,郭沫若的一尊铜铸胸像则摆放在一楼图书馆的中心位置。这里是三鹰市的南部图书馆,是服务开放于社区的一般公共设施。
而郭沫若文库最早1957年创建时是独立的一个文库。
之前,有中日文化研究所在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1946年5月成立于东京。是曾在上海作记者的菊地三郎等日本文化人发起成立的。主要致力于中国文学、艺术的研究,并指导学习中国语。
1955年菊地先生在给郭老的信上写道:“蓬岛民魂待铸中,大凤乘风去北京,今宵别离几年后,预卜日华已大同。”中日文化研究所在得到市川市郭沫若家中所有的书籍文献后,菊地先生开始建立郭沫若文库的企划,并与当时的财界长老小仓正恒先生(住友总理事、原财政部长)相谈。小仓先生马上赞同他的构想,并亲自参与筹备工作。该计划又得到更多的财界、政界、文化界人士的赞成和支持。其中曾与郭老有过交往的川端康成、谷崎润一郎等日本著名作家也包括在文库建设委员会的委员之内,成员共计百名以上。1957年5月经文部大臣批准专门运营郭沫若文库的文化财团成立。
1957年,时任新中国副总理和中科院院长、中日友好交流协会名誉会长的郭沫若先生时隔18年重返日本,他带访问团走访了新旧朋友和市川市的居住地须和田,留下“告别须和田”一文。郭老的文章由日本友人雕刻在纪念石碑上,现在纪念碑竖立在位于日本的一个古坟山丘的须和田公园里。
 正在筹备郭沫若文库的菊地先生、小仓先生等财团人士赶到郭老下榻酒店看望郭老,并汇报了文库的建设。郭老听了很高兴,并表示他留下的文化资料用于中日友好合作上是大好事,最好不仅中日两方的人员可以利用,也可以用到整个亚洲地区的文化事业发展上去。
财团也得到了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的支持,很快地购置了三鹰市这片当时未开发的土地。1958年4月,内含郭沫若文库的亚洲图书馆在财团和中日双方的努力下正式开业了。之后改名为亚非文化财团,除了图书馆,同时运营面向亚非各国的语言学校。
2013年1月起,为促进民间的相互了解和交流,有效发挥文化财团图书馆的作用,亚非文化财团图书馆与所在三鹰市的南部图书馆兼并,一部分图书摆放在南部图书馆中,另外,郭沫若的铜像摆放到了南部图书馆正中。
 郭沫若先生的这具铜像是日本著名的中国古乐研究家、雕刻家林谦三先生在1936年铸造的。郭老将林谦三的著书《隋唐燕乐调研究》一书译成中文,该书对中国隋代音乐家万宝常作了深刻研究。出版后,林谦三先生为了表示对郭老的感激,专门为郭老雕刻铸造了这身铜像。铜像的背后有郭老当时自己刻上去的诗文:“巧薄天工,化我为铜。影未嘗动,暝绝时空。”
林谦三先生的日文原书在后来的岁月中不知去向,进入21世纪后,日本出版了由郭沫若的中文译书翻译过来的日文版书。
 虽然我住在千叶,离三鹰市有个不近的距离,但我已打算以后经常地到那里去寻找些想阅读的参考书。不仅自己一个人,还要带更多的朋友一起去,去三鹰市的郭沫若文库学习。
 郭沫若文库是郭老和老一代中日友好关系的维系者们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如何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一大课题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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