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 笔会专栏
三家村 张石
一八九七年九月，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入日本公使馆避难。谭嗣同也曾一度进了日本公使馆，但他不是为了逃命，而是为了将自己的一些诗文、家书交给梁启超。当时梁启超劝其与之一起避难。而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没有不流血的，但是在我国没有人为变法流血，这是我国不好的地方，那么现在就让我第一个为变法流血。他还对梁启超说：你来作西乡，我来作月照。
我在读到这段史实时，不由得有些惊讶，惊讶的是当时的谭嗣同和梁启超对日本的历史如此耳熟能详而且还作为典故来引用。
月照（1817-1858）是日本幕末京都清水寺的住持，对“黑船袭来（欧美船袭来，强迫日本开国）”和幕府的软弱非常愤慨，于是积极投入“尊皇倒幕”运动，在共同的“尊皇倒幕”运动中，他和萨摩藩士西乡隆盛相识，同仇敌忾进行倒幕运动，因此受到幕府的追捕。他们逃出京都，来到长州，但当时长州已在幕府手中，他们又去萨摩岛津去找理解他们的鹿儿岛藩主岛津齐彬以求庇护，但岛津齐彬已死，两人无路可走，在御津浦试图投水自杀，月照溺死，西乡被救。
谭嗣同引用月照和西乡的例子对梁启超说：必须有人活下来去工作，也必须有人去死，死易生难，我做容易的事去死，你选择难事，继续活下去，去辅佐陛下（光绪帝）。
如果是如此的生死选择之事，在笔者看来，引用春秋时“搜孤救孤”之典更为恰当。春秋时晋国权臣屠岸贾残杀赵盾全家，并搜捕孤儿赵武，赵家门客程婴和公孙杵臼定计救出赵武，程婴假称自己的孩子是赵武，交给公孙杵臼，并告发之，因此程婴之子与公孙杵臼被杀，赵武得救，并由程婴抚养成人，后报了家仇。在程婴和公孙杵臼定计之时，公孙杵臼说了和谭嗣同几乎相同的话：必须有人活下来，也必须有人去死，死易生难，我做容易的事去死，你选择难事，继续活下去。
作为清代高官，谭嗣同应深谙中国文化典故，谈起生死选择，死易生难之事，他不能不想到程婴和公孙杵臼，而他偏偏引用月照和西乡之典，大致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戊戌变法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楷模，“尊皇倒幕”的斗士自然成为变法志士的楷模；二是变法志士对日本文化历史心仪甚久，以至“耳熟能详”，超过了中国的古典。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日本几乎成了中国改良变法派和革命派的大本营，君主立宪派办《新民丛报》，革命派办《民报》，探索中国之出路同时也相互论战，那时有一万多名中国留学生奔赴日本寻求中国之新生，东京成了革命的基地，铜扣立领的日本的学生服成了中国人的“革命服”，也就是后来的“中山服”。
其实中国的近、现代的历史，有很大部分是向日本学习的历史，但是直到现在，但是没学到当时的“君主立宪”，也没有学到现在的“三权分立”，更有甚者还有“留日者反日”的倾向的。 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两方面都有原因，日本方面的原因大约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的那样：“先生为什么老是侵略学生呢？”；而中国方面的原因用一句时髦的话就是“国情不同”，说起“国情不同”，那就太复杂了，说上他几十年也说不清楚，就此搁笔也罢。
三家村 张石
一八九七年九月，戊戌变法失败，梁启超入日本公使馆避难。谭嗣同也曾一度进了日本公使馆，但他不是为了逃命，而是为了将自己的一些诗文、家书交给梁启超。当时梁启超劝其与之一起避难。而谭嗣同说：各国变法没有不流血的，但是在我国没有人为变法流血，这是我国不好的地方，那么现在就让我第一个为变法流血。他还对梁启超说：你来作西乡，我来作月照。
我在读到这段史实时，不由得有些惊讶，惊讶的是当时的谭嗣同和梁启超对日本的历史如此耳熟能详而且还作为典故来引用。
月照（1817-1858）是日本幕末京都清水寺的住持，对“黑船袭来（欧美船袭来，强迫日本开国）”和幕府的软弱非常愤慨，于是积极投入“尊皇倒幕”运动，在共同的“尊皇倒幕”运动中，他和萨摩藩士西乡隆盛相识，同仇敌忾进行倒幕运动，因此受到幕府的追捕。他们逃出京都，来到长州，但当时长州已在幕府手中，他们又去萨摩岛津去找理解他们的鹿儿岛藩主岛津齐彬以求庇护，但岛津齐彬已死，两人无路可走，在御津浦试图投水自杀，月照溺死，西乡被救。
谭嗣同引用月照和西乡的例子对梁启超说：必须有人活下来去工作，也必须有人去死，死易生难，我做容易的事去死，你选择难事，继续活下去，去辅佐陛下（光绪帝）。
如果是如此的生死选择之事，在笔者看来，引用春秋时“搜孤救孤”之典更为恰当。春秋时晋国权臣屠岸贾残杀赵盾全家，并搜捕孤儿赵武，赵家门客程婴和公孙杵臼定计救出赵武，程婴假称自己的孩子是赵武，交给公孙杵臼，并告发之，因此程婴之子与公孙杵臼被杀，赵武得救，并由程婴抚养成人，后报了家仇。在程婴和公孙杵臼定计之时，公孙杵臼说了和谭嗣同几乎相同的话：必须有人活下来，也必须有人去死，死易生难，我做容易的事去死，你选择难事，继续活下去。
作为清代高官，谭嗣同应深谙中国文化典故，谈起生死选择，死易生难之事，他不能不想到程婴和公孙杵臼，而他偏偏引用月照和西乡之典，大致的原因可能有两点。一是戊戌变法是以日本“明治维新”为楷模，“尊皇倒幕”的斗士自然成为变法志士的楷模；二是变法志士对日本文化历史心仪甚久，以至“耳熟能详”，超过了中国的古典。
戊戌变法失败以后，日本几乎成了中国改良变法派和革命派的大本营，君主立宪派办《新民丛报》，革命派办《民报》，探索中国之出路同时也相互论战，那时有一万多名中国留学生奔赴日本寻求中国之新生，东京成了革命的基地，铜扣立领的日本的学生服成了中国人的“革命服”，也就是后来的“中山服”。
其实中国的近、现代的历史，有很大部分是向日本学习的历史，但是直到现在，但是没学到当时的“君主立宪”，也没有学到现在的“三权分立”，更有甚者还有“留日者反日”的倾向的。 这是为什么呢？我想两方面都有原因，日本方面的原因大约如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说的那样：“先生为什么老是侵略学生呢？”；而中国方面的原因用一句时髦的话就是“国情不同”，说起“国情不同”，那就太复杂了，说上他几十年也说不清楚，就此搁笔也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