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日语指导员指导的第一个学生张琪进入了高中，我结束了入间中学的工作，不久进入了所沢市教育中心日语教室，成为受市教育委员会派遣的日语指导老师，帮助从中国来的学生尽早适应学校生活，十多年来几乎走遍了市内的小学与大部分中学。常言道，换一份工作如同投胎换骨。我虽然没有换工作，但是每年要换几所学校，面对不同的不会日语的学生，面对不同的班主任、教导主任与校长，努力适应一个个新的环境，做好每一份日语指导工作，有时还要帮助学生家长排忧解难。
来自中国的学生因家庭背景不同表现各异。有些学生的父母早年来日本留学，毕业后进入日本企业，甚至做到了管理职位，也有自己创业成功的，家庭稳定以后就把在国内跟爷爷奶奶生活的孩子带到日本来了。这样的孩子大都在国内的学校养成了严格的学习习惯，父母也教过他们平假名，来到日本学校后，学习进步很快，但是他们比较有个性，往往与日本学生产生矛盾，于是，我常常要协助班主任解决完矛盾才能上课。近几年一些学生的家长在国内事业不顺利，来到日本寻找新的出路，很多是在中华小饭店里打工，再求自营饭店的。他们的孩子学习成绩都不太好，日语学得很慢，然而日本学生却对他们比较友好。
徐浩宇属于前者，10岁以前跟着从事水利工程的爷爷奶奶在国内生活，养成了很好的学习习惯，小学四年级时来到了日本。
日语教室开课式上，徐浩宇坐姿端正，眼角余光时而偷看着老师与校长。“徐浩宇好！”听到我用汉语叫他的名字，严肃的小脸露出了笑容，两腿在桌子下面晃动起来，他看到了一个跟他一样的中国人，心里乐开了......几乎每个孩子当知道我也来自中国时都会瞬间活跃起来，日本校长老师看在眼里，心情是复杂的，因为在我到校之前，他们付出过很多努力，却没有换来孩子这般灿烂的笑容，所以他们更加需要我了。
开课式很快结束了，日语教室里只剩下我跟徐浩宇，他一下子心情放松，精神焕发。我测试了他的日语程度，他能默写出平假名与片假名，还能说几句简单的问候语。于是我制定了徐浩宇的日语课程计划，既练习日语基础会话，又补习国语课文。
当日本的生育率越来越低时，学校的学生人数也越来越少。四年级比以前少了一个班级，空出的教室成了日语教室。徐浩宇每次日语课前就卖力地搬好他跟我的桌椅，平时桌椅都是靠墙安放的。徐浩宇日语基础会话学得很快，但是很好动，注意力很不集中，我变换着不同的内容让他练习，他对日语汉字读音很感兴趣，我就分多一些时间让他练习音读、训读，很快国语课上的汉字测验，他常得满分，更加强了学习动力。

日语课进展顺利，但是班主任常常向我告状：“徐君常跟同学打架，中国学生很暴力。”徐浩宇妈妈也向我抱怨：“我儿子在中国是好学生，从来不打架，怎么来到日本就打架了呢？日本学校教育有问题！”我被挤在中间左右为难。当孩子进入陌生的环境，周围的学生与他双方都有不能接受之处，徐浩宇还没习惯学校生活，又好动，难免与同学发生争执，当他一个人面对几个人时会发急，手脚一用力就会打起来。我不得不反复提醒徐浩宇：“你在这里代表着中国学生，你动手打架，大家会以为中国人都很暴力，所以一定不能先出手。”随着日语的进步，理解力的加强，误会减少了。班主任又大胆启用，每周三的朝会课，让徐浩宇带领全班学习简单的中文会话，于是其他学生看到我经常用简单的中文问候我，对于中文教师出身的我乐不可言。
日本老师常说，好动的学生过了一个暑假大都会安静一点儿。这话也说中了徐浩宇，暑假结束后，再见他时真的成长了很多，日语会话与其他学课成绩都进步很大，我就要离开他了。
那天我走进办公室，校长笑盈盈地对我说：“有件事想请你帮忙。”原来一年级有个学生叫张杰，是残留孤儿的孙子，日语说得跟日本学生一样流利，但是成绩很差，数学课上练习数数，他数到16、17就数不上去了。老师断定他智力有障碍，想把他转到“特别支援学级”，即智障学生的教室去学习。在日本有不少智障、自闭症的孩子，在我们所沢市有一半的中小学里设置了“特别支援学级”，多位老师很耐心地教着有智障、自闭症的学生，学习进度很慢，但是注重开发他们的动手能力，教他们做手工，培养他们将来能自食其力。但是张杰的妈妈不承认儿子有智障，觉得儿子是因为日语不好，听不懂日本老师讲课，希望我能教他日语。
我也曾经有过这样的经验，在之前的一所小学里，指导过一个日语说得很流畅的中国小女孩，她不会做算术题，教导主任正想把她转班到“特别支援学级”时，班主任说，也许她的日语程度只会日常用语，而没有理解算数讲课。于是跟我结缘了，班主任的判断是正确的 ，我用中文教她算数，她很快理解了，考出100分了，皆大欢喜，莫非我又遇到了这样的孩子。
张杰来到了我的面前，一张大大的黑脸上两只小眼睛分得很开，嘴角流着口水，说话声音含糊不清，我用中文日文跟他聊了几句，感觉他是一个唐氏综合症患儿。张杰妈妈也来了，丰满的身材，美丽的五官，廉价的服饰，说话很大声，日语不太好，需要我翻译。我把校长、班主任的想法告诉了她，但是她完全不接受，睁大眼睛大声地对我说：“我儿子三岁来到日本，但没上过保育园，由奶奶带大的，奶奶是残留孤儿，不会说日语，所以我儿子日语不好，听不懂老师讲课。”她又难过地告诉我，儿子的爸爸来到日本变心了，已经离婚了，她跟儿子两人住在团地公房里，她不想让别人知道被老公抛弃，关着门不交朋友，儿子在家里表现很正常，不是智障儿。
过了一个星期，所沢市教育中心派来专业的心理医师给张杰做智力测试，正常人100分，而张杰的测试结果是42分，属于中度智障，学校需要我向张杰妈妈翻译说明。
放学以后，我来到校长室，心理医师、教导主任、班主任、特别支援学级专任老师、张杰妈妈都围着长桌子静静地坐着，我被安排在上座，左边是心理医师，右边是张杰妈妈。我很认真地把测试结果和心理医师的说明翻译给张杰妈妈，她呆呆地看着测试结果报告上的42分，突然“哇”的一声嚎啕大哭，这伤心的哭泣声我只在电影中看到过，一时不知所措。
日本老师、心理医师都震住了，他们也是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场面吧，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发声。我能理解张杰妈妈的伤感，一个被丈夫伤害的女人接受不了相依为命的儿子智障的事实，她害怕，不知今后如何带大这个孩子。于是我对心理医师说：“今天我虽然是翻译，但请允许我用中文劝说她几句。”他同意了，我从包里拿出纸巾递给张杰妈妈说道：“这是事实，但是日本社会对智障者有保护，去市政府登记了会有一些福祉优惠和生活补贴。孩子在特别支援学级能学会一些手工，将来可以自食其力的。”她渐渐地平静下来，并同意儿子转入“特别支援学级”，大家都松了一口气。但是要得到市政府发的“障害者手帳”，还需要到儿童相谈所再做一次智力测试作为智障程度标准，这是市里第一个外国儿童智障测试，儿童相谈所里没有翻译。帮人帮到底，约好时间我带他们母子去了儿童相谈所，小小的测试室里，一位很有经验的心理医师认真地对我说：“要正确判断孩子是日语不懂还是智力不够，你不要都翻译，我会告诉你什么地方需要翻译。”就是告诉我，孩子听懂了问题回答不出时不能翻译，只有听不懂日语的问题时才能翻译。这是我做过的最精密的翻译工作，几乎憋着呼吸，观察着张杰与心理医师，张杰答题很慢，心理医师仔细观察着判断着，示意我翻译时我才开口。测试结果64分，属于轻度智障，我感觉这次测题比上次容易。
终于帮张杰母子办好了“障害者手帳”，坐公交车马上可以半价优惠，以后还有其他生活补贴，交税优惠等等，张杰妈妈眉眼舒展，不停地谢我。
几个月以后，我在市政府相谈课当班的那天，市政府大厅里正在展览各学校“特别支援学级”学生的手工作品，精致的作品简直令人难以相信是智障儿做出来的，我知道那些指导老师的苦心。
“朱老师，您好！”张杰妈妈迎面走过来，她完全变了一个人，精神了，漂亮了。她兴奋地指给我看张杰的作品，一个缝制得很漂亮的纸巾套，这就是那个流着口水的孩子做的吗？我也兴奋起来了。张杰妈妈告诉我，儿子比以前乖了，她也有男朋友了。我衷心祝福他们母子幸福快乐！
完成了徐浩宇的日语指导，看到了张杰的手工作品，我离开了这所学校，又去迎接下一个需要我帮助的孩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