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尹敏志
来源=2016年2月《经济观察报·书评》
1895年11月初，在横滨从事出版生意的广东商人冯镜如家里，忽然来了两个形迹可疑的亡命客。当时年仅14岁的冯自由后来回忆，这两个看上去邋遢落魄、“久未剃头”的长衫客在与父亲密谈许久后，就在冯家经营的文经活版所（Kingsell & Co）二楼住下。在主人建议下，他们剪去脑后辫子，改穿洋装，从此一个对外自称叫服部次郎，另一个自称高野长雄。实际上，他们是刚从广州逃出生天的陈少白和孙文，正被清廷悬赏捉拿。
原本做仓库的文经活版所二楼，很快就热闹起来。11月底，二十多人聚集在此，成立兴中会横滨分会。冯镜如作为出力最多者，理所当然地被推举为会长；懵懂的冯自由也入会，成为革命童子军。仪式仿照地下会党的套路来，但天地共鉴的誓言犹在耳，孙文便开口向众人“借五百元作赴檀香山旅费”，结果会众迅速土崩瓦解。首先大呼上当的是司库和书记，他们虽然资产颇丰，但从此“不再莅会所，其余各会员多一筹莫展”，最后只得由冯镜如、冯紫珊兄弟分担巨款，送孙文等人赴夏威夷继续革命。
1913年，孙中山游日本。
离开了横滨这样的海外华人移民社区，清季诸多革命团体，尤其是兴中会-同盟会这一系，恐怕是很难生存下来的。在清末，王庚武所说的中华民族“第三期扩张”已经基本完成，华人移民筚路蓝缕，在日本、南洋和北美建起不少中国城，其政治经济实力已经不容小觑。更为重要的是，华侨当年大多是因不满国内生活而乘桴浮于海，在他乡又饱受歧视，加上见多识广，所以变革的欲望往往更加强烈——冯氏兄弟的父亲，便是受太平天国的牵连而被迫流亡日本，他们对孙文的倾囊相助，除了同情革命外，多少也是出于家恨。
其实中国人在日本最早的聚居地是长崎，因为明代从事中日贸易的多是浙江、福建人，从这两省出发，在九州最西边的长崎上岸，路程最短。明亡后，周鹤芝、冯京第等人“日本乞师”，走的便是这一路线。但十九世纪中叶以后，由于广东人控制了中日贸易，长崎的地位也逐渐被横滨所取代。“三世江户人，三天横滨人”，在这个国际化的港口，章太炎、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等一度都居于此，很多革命活动、新思潮都是于此萌蘖，再反哺国内；中国近代最保守和最激进的思想，几乎都可以在这里找到。
《Rise of A Japanese Chinatown: Yokohama》
（美） Eric C. Han/著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14年5月
现任教于美国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y）的埃里克·韩（Eric C. Han）认为：“19世纪末横滨中国城的建立，实际上与近代中华民族的建构过程同步。”在《日本中国城的兴起：横滨1894-1972》一书中，他从横滨地方史切入，讨论中日两个民族怎么在对抗和合作中，相互激荡，催化各自现代民族国家的形成，在这里“世界主义、地方意识、民族或种族认同，这些相互冲突甚至排斥的元素，是怎么被调和起来的？”
1853年，美国海军准将佩里（Matthew C. Perry）率领4艘军舰驶入江户湾，以坚船利炮为威慑顺利登陆，史称“黑船事件”。翌年，江户幕府被迫签订日本历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日美和亲条约》（又名《神奈川条约》），从此结束长达两百多年的锁国政策。在条约中，美国得到片面最惠国待遇，此后英、俄、荷等西方国家也纷纷跟进。五年后，横滨正式开埠，成为第一批通商口岸。
黑舰来袭
由于靠近东京，地理位置优越，世界各地的商人蜂拥至横滨，其中就包括精明的中国商人：他们巧妙地利用日美条约的规定，搭西方人的便车，在横滨建起住所、商铺等，逐渐在山下町开辟出了“南京町”。日本官方将这里称作“清国人居留地”，西方人则称之为“中国城”。由于町内广东移民最多，所以通用语言是粤语，尤其是香山话；房屋和街道布局也依照风水理论，城内会馆、关帝庙、墓地等设施一应俱全。
既享有和西方人同等的权利，又与日本人广泛通婚的华侨，左右逢源，可以说是横滨开港最大的受益者。但1894-1895年间，随着甲午战争的爆发，日本的反华情绪不断升温，对中国人的友好态度被各种丑化所取代。虽然中日民族的身体特征并无显著区别，但在前线报道中，日本军人却往往以高大坚毅的形象出现，清国人则被描绘得矮小懦弱——民族主义是需要参照物的，最常用的方法是确立一个“他者”，并将“高等民族”与“低等民族”鲜明对立起来。正如当时一个日本记者所说：“在对敌人的憎恶中，人们更清楚地体会到，成为真正的日本人究竟意味着什么。”
横滨华人本毫不关心政治，但每天被扔石子、遭辱骂、目睹街头斗殴等切身体验，迫使他们结束一盘散沙的状态，“从种族的角度出发，重新思考自己的生活，并将集体认同置于其他价值之上。”但这种转变却完成得非常快，因为会党、商会、会馆这些华人社会既有的组织机构和公共空间，只要稍加改造，便可起到政治动员的功能，为构建“中华民族”服务。横滨的情况并非特例，埃里克指出，从1890到1900年代，全世界的华人移民，都开始出钱出力，以救亡为契机，推动中国向现代国家转变。
由此，不得不重新思考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概念。安德森指出，民族国家作为18世纪后的产物，与资本主义现代化过程密切相关。因为要等到科技发展，人口普查、地图、报纸等手段出现后，原本散落各地的人们，比如印度尼西亚，才能被赋予明确的国家边界概念。所以是先有民族国家，而后才有民族主义，而不是相反。但安德森的理论，却不能适用于海外华人群体。因为在横滨、新加坡或檀香山，国家根本就不在场，靠的完全是某种自发性秩序。 “中国”概念并非现代化过程中的“传统的发明”，而是自西周“宅兹中国”金文出现以来就具备的、荣格（C. G. Jung）式的集体无意识，它虽然易被地方认同所钝化，但一旦受到强烈外界刺激，便能被重新激活。
甲午战败就是这种级别的刺激，戊戌变法也由此触发。9月21日，西太后发动政变，软禁光绪，大肆抓捕维新人士。消息传至日本，孙中山积极营救，并得到日本时任总理大臣大隈重信、文部大臣犬养毅的支持。不久，在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的运作下，康有为、梁启超安全抵日，日常起居费用全由日本政府承担。究竟为什么康梁在日本会受到如此优待？因为在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后，日本的“大东亚主义”盛行一时，即认为中日民族同文同种，不应该内斗，而应该联合起来，共同反对欧美白种人。
孙中山不会想到，康有为到横滨后，竟然成了自己的劲敌。两人因“保皇”和“革命”问题产生严重分歧，从此互为仇雠。由于康认同“大东亚主义”，还曾有中日两国合并的奇谈怪论，所以在横滨大受欢迎。在1898年的孔子诞生日上，中华会馆召开盛大的庆祝活动，现场挂孔子像，华侨精英云集，“日本名士莅会者数十人”，孙中山当年在活版所二楼的简陋集会，完全不能与之相比。用冯自由的话说：“自兹而后，康徒在横滨之势力益根深蒂固矣。”
横滨华人从此分裂为两派：一边是政治立场保守、偏右的保皇派，另一边是政治立场激进、偏左的革命派。前者主张渐进改良，保护私有产权，受到教育程度较高的社会中上层，主要是商人、知识分子支持，其喉舌为梁启超主持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后者提倡反满，主张在政治革命的同时推进社会革命，所以受到社会底层，主要是技师、厨师、苦力等的支持，其宣传阵地为创办于东京的《民报》——这样的分野，几乎就是后来北洋政府时期，国会里进步党与国民党分庭抗礼的雏形。
但“大东亚主义”其兴也勃，其亡也忽，最后被证明只是一个玫瑰色的梦。首先是1915年的“二十一条”，其次是1923年的关东大地震。在地震中，横滨华人遇难人数达到30%以上，而横滨的总死亡率则只有4.8%，没有什么比这更能说明中国城糟糕的建筑和卫生状况了。原本尖锐对立的大同学校和横滨华侨学校，都在这场地震中被夷为平地，再也不用争文教正统。更重要的是，大灾过后的物资短缺，民族主义中最阴暗的一面充分暴露出来。
根据横滨官方记载，地震发生当天，政府便开始向居民，无论本国人还是外国人分发水和食物。但很多华人回忆，救援人员看到他们时，就冷酷地转身离去。在日朝鲜人的处境则更糟糕：关于他们争抢食物、故意给井水下毒的谣言四处流传，导致日本警察、平民甚至军队都参与到对朝鲜人的捕杀中。人人自危中，华人不得不戴上标志鲜明的袖章，以免被误伤。但这其实不一定有效果，因为凡是日语不地道，带有口音的人，都可能会被当成攻击对象。
天灾加人祸留下的心理创伤还未完全平复，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关东军占领东北。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抗日救国”的口号，鼓励日本华侨回国，并且为愿意还乡的人提供免费船票。很多人响应号召，导致中国城的华侨人数从4300骤降至1500。“中国城的灯光都熄灭了”，当时的日本报纸这样写道。到1939年时，整个神奈川县选择撤离返乡的华侨，已经高达总数的十分之四。
但对于那些出于各种原因留守的华侨来说，战时身份认同就成了一个棘手的问题。一方面，像陈洞庭这样的华侨领袖不得不与日本政府合作，配合当地媒体，营造“中日友好”的表象；但另一方面，与积极争取永久居留权的朝鲜人不同，华人普遍不愿意彻底断绝和祖国的联系。在这种国家夹缝间两难处境中，一种特殊的“横滨人”（浜っ子）认同在华侨中产生，这个只承认地方认同的词汇，有效回避了华侨究竟该效忠中国还是日本的问题。由于这种去民族主义的模糊化处理，中日全面战争期间，横滨华侨与日本本地人的关系，反而恢复了正常。
19世纪末的横滨中国城
在1945年4月29的一场大规模空袭中，盟军出动了总共500架次的B-29轰炸机，向横滨投掷了2570多顿的燃烧弹。关东大地震后辛苦恢复的中国城，也被重新炸成一片焦土，但这反而给了它涅槃重生的机会。战败后，横滨华侨借助餐饮业和美日中间商的地位，重新发家致富。在旧址上重建的中国城改叫“中华街”，以取代之前给人脏乱差映像的“南京町”。在付出了巨大代价后，中国移民终于又重新可以和本地居民和平相处了。
横滨中国城的经济发展和族群融合，后来被当成典范，被神户等地的华人移民所学习借鉴。土生土长的新一代的横滨华侨虽然对祖国了解不多，但却延续着父辈的双国籍认同，他们也像皇城根下的“老北京”一样，自称“正宗横滨人”（生っ粋の浜っ子）。而1980年代后来的华人新移民，与本地人的关系就没有那么融洽了。通过好几代人的努力，在日本这个民族成分极度单一的非移民国家，华侨们通过自己独特的方式，终于站稳了脚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