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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玺印章研究权威孙慰祖访日讲演与日本金印
日期: 17年06月4期

中文导报讯(撰稿 石夫子) 仲夏的都心神田骏河台,榉树参天,樟木吐芳。明治大学的本部校园里新翻盖的两栋摩天教学大楼从一片深绿丛中拔地而起,象征着这所百年高等学府的朝气与生命力。6月14日下午,由明治大学国际基金事业、明治大学日本古代学研究小组、明治大学亚细亚史料学研究所共同举办的一个不同寻常的讲座,校内外考古及印学界的学者专家,以至旅日华人金石书画家们纷纷云集于摩天教学大楼的多功能大厅。

孙慰祖(左)与石川日出志

主持人,大学文学部考古学专业教授石川日出志,也是此次“国际交流基金事业·特别讲座”的策划者。石川教授是日本古代史(弥生时代)的专家,曾有专著《农耕社会的成立》,《“弥生时代”的发现·弥生町遗迹》、《日本发掘》相继闻世。主讲人,上海博物馆研究员·古玺印学家孙慰祖,是国内古玺印章研究的资深专家学者。具有影响力专著有《两汉官印汇考》、《古封泥集成》《秦汉金印汇编》》《隋唐官印研究》及《中国玺印篆刻通史》等。

主持人石川教授以其严禁而谦逊的学者语调拉开了讲座的帷幕。石川教授说:此次讲座在国际交流基金的全力支持下,荣幸地邀请到了以其学术著作在日本学界早已享有崇高声誉的中国古玺印章研究权威第一人孙慰祖先生。石川教授并强调说:因为近年参与日本国宝·金印“汉委奴国王”的研究及真赝论证,因此自己本身也十分期待孙先生有关中国古玺研究的新发现,新认识的公开发表。孙慰祖用稍带上海地方口音的普通话开始了“三十年来中国玺印研究之新认识”为题的讲演。曾有两年北京留学经验的明治大学兼职讲师石黑女史担任日语翻译。在最近的30多年,孙慰祖在博物馆从事古玺研究专业,有着一般学者专家所无法比拟的得天独厚的研究环境。如闻有重大新发现,孙慰祖便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亲手鉴定确认其考古价质。多少方的古玺金印、铜印封泥经他的亲手揣摩斟酌而辨别真伪,断定年代。从而陈列展览,编集出版。此次,当孙先生接到讲演邀请之后,将其研究心得归纳了六大块,并配以相关史料图片,地图及统计表,为在明治大学公开讲演的成功作了充分的准备。

一览公开讲座的听众席,发现比年轻大学生更多的是上了年纪的听众。其中有著名古代中国学者东京大学名誉教授松丸道雄、东京大学大学院教授大贯静夫、来自九州地区的福冈市文化财部大冢纪宜、来自关西地区的日本篆刻界重镇山下方亭等日本考古学家、印学专家、在日华人金石书画家等。来者无白丁,厅间无空席。
  
孙慰祖开始了他的学术演讲。

他将近年的研究成果分为六大块。第一块题为“中国玺印起源问题的研究方法与实物征据”,孙慰祖以殷墟出土铜玺为佐证,将印章始于战国时期之说拓展至殷商王朝。第二块题为: “战国玺印分域与秦汉魏晋玺印封泥的分期断代”,根据发掘玺印的印面文字,制作工艺以及印钮的特征来建立断代标准。第三块题为:匈奴语,西夏语,八思巴字印的解读。即对周围少数民族接纳汉印章文化状态的分析。第四块题为“隋唐印制重建的历史条件”,因纸张逐渐取代简牍,封泥印历史使命的结束,因而隋唐时期印章增大且直接钤印于纸。第五块题为“汉唐玺印体制对周围的传播”;第六块题为“秦汉官印,封泥文字史料的研究”。

孙先生为此次讲座作了大量的功课。以大量的史料图片投影,阐述新认识,论证新概念。有条有理,有证有据。尤其在解说第五块“汉唐玺印体制对周围的传播”时,以“汉晋颁予官印之周边部落或方国示意图”投于前壁,用汉至晋颁予官印十数方印章(其中,东有倭奴、高句丽、夫余、濊、韩;南有越、南越、夜郎、滇、蛮、夷;西有氐、羌、叟、賨、難兜;北有匈奴、胡、乌桓、鲜卑等,佐证汉魏晋各朝均延用“填抚方外”之国策,有效地安抚周围民族方国及称臣的周围诸小国。如《汉书》云: “陛下以方寸之印,丈二之组,填抚方外,不劳一卒,不顿一戟,而威德并行。”(汉书严助传)。孙先生把日本国宝金印“汉委奴国王”收入于“汉晋颁予官印之周边部落或方国示意图”之中,对前来参加此次讲座的日本考古学界的专家学者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笔者坐于主持人石川日出志教授后排,留意到此时此刻石川教授放下笔具,操起相机将投影史料及孙慰祖讲解的场面迅速地记录下来。能够想像石川教授与大部分听者一样获得了预期的收获。

“汉委奴国王”金印

其实,石川教授近年,被卷进了日本国内“金印的论争”历时已久。

相传汉光武帝所赐金印“汉委奴国王”,于江户时期天明4年(1784年)在九州的福冈市博多湾中的志贺岛上被农夫甚兵卫发现。当时的儒学家龟井南冥迅速地对金印作了鉴定考证。并以《后汉书·东夷传》所云: “建武中元2年(公元57年)倭奴国奉贡朝贺使人自称倭国之极南也,光武赐以印绶。”为依据,主张农夫甚兵卫发现蛇钮金印“汉委奴国王”即为光武帝所赐。有其胞弟崇福寺主持昙荣一度收藏,昙荣和尚还请业师、京都国相寺长老显常大和尚鉴定题字。以后,奉呈福冈地区藩主黑田家作为家宝深藏。明治时期,被指定为国宝,1954年再次被指定为第1级的国宝并交国立东京博物馆保管。昭和54年(1979年)黑田家正式将金印捐赠与福冈市政府。1990年起,展出于新落成的“福冈市博物馆”。但是,2000年以后,“金印赝品”之说,在考古界抬头。极先锋人物千叶大学名誉教授三浦佑之在2006年11月以“金印伪造事件”为题的研究专著发行于幻冬舍,冲击了整个考古界与文物界。而对金印一向持肯定态度的石川日出志教授也十分愕然,因此花了数年时间,以考古学者的严肃态度对金印作了分析研究,并于2012年12月15日在明治大学举办了 以“‘汉委奴国王’金印研究的现在”为题的公开论坛,召集赞否两方的专家学者,为大家提供均等的发言机会。2015年5月石川日出志教授在考古学集刊上发表研究论文“‘汉委奴国王’金印与汉代尺寸单位及金属组成的问题”,同年12月在福冈市博物馆举办的论坛上,石川日出志教授以“金印真赝论争终结宣言”为题,将“汉委奴国王”金印与近几十年中国大量出土的汉代金印铜印的尺寸单位及金属组成作了全面的整理分析比较,归纳出“汉委奴国王”金印与它们的各种条件一致。肯定金印,呼吁休战。而石川教授在研究过程中,发现上海博物馆孙慰祖先生在古玺金印以及青铜印封泥等方面的大量的学术论著史料充分,辨析明了。大有能令读者茅塞顿开之效。陈列在讲台上的孙慰祖编著的10数种专著,均是石川日出志教授亲自收集,并作为自己研究工作的必需参考书。

为了使孙慰祖先生的研究成果和见识能让更多的考古界学者以致对中国古玺金印以及青铜印封泥有兴趣的市民有直接接触的机会。石川日出志教授苦心地策划了这次孙慰祖先生来日讲学活动,并得到大学文学部,国际交流基金的大力支持。

中国文物博大精深,关键的时刻,学生还得求助于老师。明治13年(1880年)跟随驻日公使何如璋访日的杨守敬带来12300件拓片碑帖,积极地给当时的书家岩谷一六、日下部鸣鹤、松田雪柯等传授北碑书论,从而在日本兴起碑学研究的风潮,使日本书坛进入新时代,日下部鸣鹤也成为日本现代书法之父; 笔者相信,2017年6月孙慰祖应邀在明治大学的两场公开讲演并走访数家博物馆鉴定察调日本藏中国古玺古印,必将促使日本考古界的古玺古印研究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因此而期待不久的将来能产生一批中国古玺古印的研究鉴定高手。
 
孙慰组1953年生,号可斋。古玺印和明清篆刻研究学家、篆刻家。现在兼任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篆刻研究院研究员、西泠印社副秘书长、上海市书法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书法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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