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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舟:以“一带一路”促中日关系正常健康发展
日期: 17年07月4期

 

北京举行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中日探讨开展合作

作者:雪舟

今年5月中旬,在北京举行了“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近30个国家的元首或政府首脑以及130多个国家代表、包括联合国在内的70多个国际组织、约1500名代表参加。4000多名世界各大媒体记者与会采访报道。在会议期间共达成了5大类76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全球瞩目。

美国政府也派出了代表。日本政府不仅派出了经济产业省副大臣代表政府出席,还派遣了执政的自民党干事长二阶俊博为团长的包括日本国会议员、经济界代表、民间著名人士等规模庞大的民间访华团与会。习近平主席破格会见了二阶俊博干事长一行并当着二阶俊博的面拆开信封,亲阅了二阶俊博呈递的安倍晋三首相的亲笔信。据说这封亲笔信的内容很扎实很丰富。习近平主席向二阶俊博强调“和平、友好、合作是双方唯一正确选择”,“应该对干扰两国关系改善进程的问题症结深入思考,采取有效措施加以扭转”,并明确“一带一路”可以成为中日两国实现互利合作,共同发展的新平台和“试验田”,欢迎日方同中方探讨在“一带一路”建设框架内开展合作。

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论坛刚结束,习近平主席即派遣杨洁篪国务委员赶到日本,与日本国家安全局长谷内正太郎商谈两国关系再次正常化及两国国家领导人恢复正常往来等重大事宜。习近平主席已经将中日关系正常健康发展列入了中国国家总体外交顶层战略之中。

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期间,习近平会见二阶俊博

习近平与特朗普的会晤奠定了中国新外交战略的基础

今年4月6日至7日,习近平主席赴美国佛罗里达州海湖庄园举行了中美元首会晤。这是在中国外交史上具有特别重大意义的一次历史性会晤;是确立中美两个新型大国关系的一次历史性会晤;是中国摒弃了冷战思维、正确认识美国、正确认识世界,中国外交即将重大调整的一次历史性会晤;这是自1972年毛泽东主席在北京会见美国尼克松总统以来又一次改变世界、改变中国的一次历史性会晤。中美合作是世界稳定的压舱石,助推器。在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框架下,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和平与发展”、“合作共赢”的大旗与各国友好相处,其中包括与中国一衣带水的近邻日本。

“一带一路”是中国新外交战略的顶层设计

 “一带一路”的构想是2013年9月习近平主席访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哈萨克斯坦共和国时提出的,意在古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共同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随后,在当年10月访问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时,又提出共同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构想。之后,将上述统合后统称为“一带一路”构想。沿线内外相关联的国家近100多个,涵盖亚、非、欧、北美、拉美、澳洲。“一带一路”的内涵是互联互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

今年5月中旬在北京举行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习近平主席已将“一带一路”从理论构想变为创新实践,进入全面推进务实合作的新阶段。两天的会议达成了5大类76大项270多项具体成果,全球瞩目。“一带一路”已从当初地区性合作构想升级为全球性国际性合作的平台。

这次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是中国外交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是习近平主席外交思想的宣示:表达了中国对今后世界发展的新方向,对全球治理的新理念,对全球化内涵的新诠释。表达了中国人民愿同世界各国人民和平发展的愿望。中国立志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 “一带一路”的核心就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稳定的中美关系及“一带一路”的国际战略,已经为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开放奠定了良好的国际环境。

今秋将举行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这将是中国现代史上一次划时代的历史性会议。中共十九大后,中国将以新的理念、新的思想、新的战略全面推动第二次改革开放。这一次新的改革开放,将会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外交等方方面面,将是对前三十年的第一次改革开放的全面总结和提升。准确地讲,中国将进行建国以来的最重大变革,将以习近平思想为主导进入习近平时代。

面对世界和中国正在发生的巨大变革,目前的中日关系已远远不能适应中国正在进行的变革和发展。习近平主席在会晤特朗普总统时曾强调:“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同样,对一衣带水近邻的中日关系,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日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日关系搞坏。正确梳理困扰中日关系的若干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德国汉堡G20峰会期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会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日关系搞好,没有理由搞坏

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45周年近乎半个世纪,应该很好梳理回顾一下这45年来的历程,以便继往开来。

1972年9月中日邦交正常化时,正是中国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开展之中,中国周边的国际形势亦十分严峻,面对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围堵,特别是当时的苏联正密谋要攻击中国的核设施,毛泽东主席云:“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由于当时中美关系开始改善,加速了中日关系的正常化,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自决断下,一举实现了中日邦交正常化。应该说,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是顺应了当时的国际形势的发展和需要,当时只明确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即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在诸多如:有关钓鱼岛的领土归属、对日本侵华战争的认识、等等各项内容,双方并未进行深入地讨论,更没有达成完全的共识。对属于中国领土的台湾与日本的关系只作了原则性表述。在此后的25年中,由于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中国老一辈革命家对中国内政外交的战略性思考和把握,中日关系得以稳定并健康发展,直至邓小平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时代,中日两国又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日本全面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日本的资金、技术、商品等大量进入中国,中日两国经济合作持续了20年的繁荣期。

不过,从1998年以后的20年是中日两国关系极不健康、极不正常的20年。中日两国的国内情况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国经过持续2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迅速持续高速增长,国民收入大幅增加,国际视野大大扩展、国防力量显著增强,国际地位如日东升;而日本由于泡沫经济破灭,经济进入负增长,国民收入减少,国际视野收缩,国内保守势力增强,日本民众因战后美军占领政策而对至今不能成为普通国家的现状极其不满,强烈要求成为普通国家。两国关系迅速冷却,乃至陌生疏远。

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是台湾问题,即一个中国的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在1972年中日两国恢复邦交时发表的共同声明中作了严肃、准确的表述。历史问题很重要但不是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但是,近20年来,历史问题严重困扰着中日关系,几乎涵盖了中日关系的全部,大大冲击了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导致目前日本在日台关系问题上的立场和日本社会舆论上的倒退,严重损害了中国国家的核心利益。

1998年秋,当时的中国国家领导人访问日本。在此之前,在菲律宾举行的APEC会议期间,这位国家领导人向当时出席会议的韩国总统金大中表示,中国要永远用历史问题这张牌敲打日本。金大中在随后访问日本时,将这位中国领导人对他讲的这些话告诉了当时的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引起了日本朝野的震惊。随后,当这位领导人访日时,在天皇皇后为他举行的宫中欢迎晚餐会上发表了批判日本对历史问题认识的讲话,以及到早稻田大学发表了关于历史问题认识的公开演讲等,都给日本朝野及一般民众造成了极大的消极影响。以至于小渊惠三都不愿在《日中共同宣言》上签字。我们现在常说的中日关系的四个文件中,这是唯一一份没有两国领导人亲笔签署的所谓《中日共同宣言》。

此后的近20年,历史认识问题涵盖了中日关系的全部。中日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全部被掩盖了:两国人民间的友好感情被厌恶和仇恨所替代;两国经济合作充满了不安和不稳定因素;两国的媒体都视对方为威胁甚至为假想敌,双方都将对方正常的国防力量的调整与增长视为针对自己。两国似乎都忘却了还有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的存在。

在这里,须实事求是地梳理中日关系中影响了这20年的几个具体问题:

1、 关于对过去日本侵华战争的历史认识问题


中日恢复邦交后,日本历届政府对过去侵华战争的侵略行为都有过道歉和谢罪,历任首相访华时都有明确态度。特别是小泉纯一郎首相访华时为表达诚意,在其乘坐的专机抵达北京首都机场下飞机后,并未按惯例直接前往钓鱼台国宾馆,而是径直去了北京郊外卢沟桥抗日战争纪念馆,向在抗日战争中牺牲的中国抗日将士敬献花篮。我们不能违背事实说日本政府对过去的侵华战争一点没有认识。

2、关于南京大屠杀问题


中日两国政府前几年就组织了两国历史学家就这段历史作了共同考证与研究。双方专家确认日本侵华战争期间在南京曾发生过大屠杀,只是在屠杀的人数上双方专家未达成一致认识。但,屠杀的事实是双方确认的,日本政府也是承认的,不存在日本政府不承认南京大屠杀事实的问题。此问题应视为已经基本解决,不应成为两国关系的障碍。至于屠杀的人数问题可交给两国的历史学家继续考证、研究。

3、靖国神社问题的要害不是“参拜”本身,是14名甲级战犯问题


靖国神社的问题比较复杂,关系到日本民族的宗教信仰、生死观以及政教关系等。应将日本极少数右翼分子利用靖国神社做政治文章与广大日本民众对在那场军国主义发动的侵略战争中阵亡者的朴素悼念区分开来。这不是靠外力施压可以解决的问题。

中国作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受害国,其人民的感情应得到日本政府和人民的高度理解和尊重。靖国神社问题的要害是14名甲级战犯的问题。如果中国能抓住这个要害问题,日本朝野及广大日本人民就会更加理解中国人民的感情。

小泉纯一郎前首相第一次参拜靖国神社事先与中国打了招呼,并为了减少政治含义与刺激中国等邻国,刻意回避了8月15日的敏感日期,选择了8月13日去参拜。他在参拜后,特意向日本媒体发表谈话,说明自己去靖国神社不是去参拜14名甲级战犯的,并表示尊重二次大战后远东军事法庭对日本战犯的审判。

综观全貌,小泉纯一郎前首相是一位能客观处理并重视发展中日关系的明智的政治家。他在参加中国博鳌论坛发表演说时,明确反对“中国威胁论”,表示中国的发展是日本的机遇。但是,因为他参拜了靖国神社,中国对这位主张中日友好的政治家采取了不接触、不见面、不会晤的拒绝政策,最后还导致了中国国内多个城市出现了大规模的反日示威游行,甚至还发生了冲击北京、上海等地的日本外交机构,对日本的企业、商品打砸的暴行,严重地损害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对这种严重损害国家利益,打着“爱国主义”旗号,实为卖国主义的暴行并未得到彻底批判和清算。以至近年由于韩国引进“萨德”问题,在对待“乐天”等韩国企业时,又出现了类似的暴行。正是习近平主席亲自及时地阻止了这些错误行为。回想起当年,胡耀邦总书记亲自处理中曾根康弘前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时的政治外交水平,真是天壤之别啊!如果,我们能够按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胡耀邦等老一辈领导人的外交战略思想正确处理发生在中日之间的各种问题,中日关系何会失去这宝贵的20年。

二、现在不是解决钓鱼岛问题的最佳时机

钓鱼岛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是二次大战遗留下来的问题,不是日本现行侵略占领我国领土的问题,且在地理区域划分上属于台湾岛的宜兰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凡历史遗留下来的我国与邻国的领土纷争,历来主张用和平谈判的方式而不是用武力的方式予以解决。这个原则应也适用于钓鱼岛。况且,中日之间还签署了和平友好条约。条约中明确规定,在东海地区中日双方不得以武力或诉诸武力相威胁。钓鱼岛问题不仅涉及到中日关系,还涉及中美关系(二次大战遗留的问题),特别还涉及敏感的两岸关系。针对这样复杂的关系,如处理不当将会影响中国国家的整体安全。所以,老一辈革命家才提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搁置分歧,共同开发”的权宜之计。两岸尚未统一,钓鱼岛问题亦不可能得到解决。中日双方只能“搁置分歧,共同开发”,并对东海地区的海空安全实行管控,以防止该地区发生武力摩擦和冲突。

三、在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指引下,开创中日关系新时代

没有一个稳定、健康、正常的中日关系就不可能有稳定的东亚,特别是不可能有稳定的东北亚。没有一个稳定、健康、正常的中日关系,“一带一路”就缺少一个东翼,就会严重影响我国“一带一路”国际战略的实施,就会损害我国的根本利益。因此必须将中日关系放到这个国际大格局中,放到我国国家顶层战略的核心利益中来考虑。

日本是岛国,资源缺乏,国土狭窄,面对国际社会的大调整、大变革、大发展的时代,必须尽早作出果断的选择。中美关系的历史性调整,为中日关系的第二次正常化创造了国际环境和历史机遇。日本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将会在国际上陷于孤立,以后再寻找机会将会付出更大更沉痛的成本。中日两国都应从历史恩怨的小格局中跳出来,中国的第二次改革开放需要日本的帮助;日本迫切希望成为普通国家的愿望需要中国的理解与配合。只有一个稳定、正常的中日关系才能有稳定的东亚,才能形成完整的“一带一路”的东翼。习近平主席指出:“我们有一千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好,没有一条理由把中美关系搞坏。”这个原则同样适用于中日关系。

中日两国外交当局正在就两国领导人互访事宜进行磋商。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5周年,明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40周年。明年将会是中国大规模推进第二次改革开放的开局之年。衷心期望明年习近平主席能访问日本,与日本领导人一起圆满终结一直困扰着两国关系的历史问题。不再将这一沉重的历史包袱留给下一代。如果两国领导人能共同发表《中日和平宣言》,向全世界庄重宣誓中日两国“永不战”,不仅能开创中日关系新时代,而且能使东亚和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面貌一新。

如今,习近平主席继承并发展了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外交战略思想,提出了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发展中日关系的新观念、新思路,让我们中日两国的有识之士团结合作,在习近平外交战略思想指引下,开创中日关系和东亚历史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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