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鼎年

马一户是1949年春被抓壮丁抓去当国军的，他们进水村同时被抓去的就有七八个，可枪还没有摸热，在雨点似落下的喀秋莎炮弹的爆炸声中稀里糊涂当了炮灰，仅剩下命大的马一户跟着撤退的国军去了台湾。

这一去就是40来年，当年的毛头小伙子，如今已花甲年纪，垂垂老矣。马一户这一辈子没有结婚，省吃俭用，积了点钱。两岸松动后，他在八十年代底回到了老家，回到了进水村。老家的那棵老朴树老榉树还在，那记忆中的河流还在，但那些年轻的面孔，他一个也不认识，只有几个七老八十岁的老头老太还依稀记得村西头穷得叮当响的马家有个小儿子被抓去当了兵。但他们也认不出眼前这位满脸沧桑的老人是不是40年前的马一户。

在市台办的关心下，马一户落户在了姐姐家，农村的宅基地房子通常有好几间，他姐姐就给腾了一间西厢房。他给了姐姐50万新台币。

马一户又去寻找同村当年被抓壮丁，不久战死的那几家，有一家搬进了城，找不到了，有一家老人死了，绝户了，有一家坚决不承认有当国民党兵的亲属，剩下的那四户，马一户就一家给了50万新台币。

马一户有钱，马一户在台湾发了财的流言很快在进水村村里传开了。

没几天，马一户家来了多位八竿子打不着的所谓亲戚，或是来要钱的，或是来借钱的。理由各式各样。譬如张婶说：她娘在世时常说起与马一户的娘是好姐妹，没少帮衬过，这份情，以前欠着，彼此放肚里，不说。现在，一户回来了，也有钱了，好孬总得出点血，意思意思吧。再譬如，村东头的马跃进，说：一笔写不出两个马字，我也是当兵出身，而且我当的是解放军，更硬气。不能厚此薄彼呀，多也不要，也给50万新台币，一碗水端端平。马一户侄子嗓门最大，问你要点钱，应该的。要知道为你受了多少罪啊，当年考大学、当兵、入党、提干都受影响，因为你去了台湾，我们就成了有海外关系，就得不到重用，你权当补贴我们的损失……

马一户哭笑不得。

马一户是带了点钱回来，折合人民币也就200来万，给姐姐，给村里那四家，加起来差不多就50万出手了。剩下那150万，如果这个来要，那个来借，不消一个月就分文全无，拿到的很高兴，拿不到的不高兴，保不定弄点什么矛盾出来。思来想去，马一户最后决定捐出500万新台币，造个希望小学，也算自己对家乡，对进水村的一点小小的贡献。

马一户有这想法不是心血来潮，是回村后一直在考虑的一个问题。

进水村是个不大的村，没有小学，读书要到镇上，诸多不便。逢到下雨下雪，道路泥泞，大人们也不放心。

马一户向市台办的牛主任汇报后，牛主任很支持他。告诉他500万新台币能造个很像样的希望小学，市台办会帮助联系好，放心，放一百个心。

半年时间，学校就造得有模有样了。

马一户怯生生地问牛主任：能不能起名百花希望小学，以纪念他的老母亲。他说自己这一生最对不起的是母亲，一天孝也没有尽过，良心不安。他母亲叫谢百花。

牛主任有点为难，但还是很尽力地去疏通，最后成了，就叫”百花希望小学。”

竣工那天很隆重，市分管教育的副市长、市政协副主席、市教育局局长、市台办主任等都来了，电视台、电台、报社的记者也都来了。

马一户被请上了主席台，电视台拍摄了他，报社记者采访了他，很是光荣了一回，他把记者拍的照片放大了挂在家里。

马一户原本想的挺好，我钱也捐了，好事也做了，不求亲戚邻居、乡里乡亲的说他好，只想从此太太平平过日子。

钱捐了，总不见的再来讨，再来借吧。可事情并没有结束。首先埋怨他的是他姐姐，是他的亲戚。说他脑子被门轧了，被驴踢了，有钱自己兜里放着不好吗，银行里存着不好吗？干吗要为了那些虚名去捐呢，把钱给不相关的人不应该啊。

他姐姐说的最实在：你不是大陆的公务员，不是教师、医生，有旱涝保收的退休金，你的那些积蓄得养老，万一有个头疼脑热，开个刀，住趟院，没有几万、几十万，想都别想。没有钱，可能就在家等死，你考虑过这些没有？

村里那些来要钱来借钱，没有得手的，说话就难听了。

张婶说：马一户就一国民党兵痞，去了台湾，别的没有学会，学会了花钱求荣。他以为在电视台露了个大脸就成人物了，就了不起了，呸！什么玩意儿。

马跃进更绝，他当着马一户说：你若那天翘了辫子，我们马家可没有人会给你哭灵守灵烧纸钱……

一晃，二十年过去了，马一户老态龙钟了，生活自理能力一天不如一天，钱也几乎用光了，日子过得艰难起来。村里也没有人来关心他。姐姐已经过世了，子侄辈不待见他。有次碰到马跃进，马跃进幸灾乐祸地说：你养老的事，得去找国民党。

马一户感觉自己来日无多，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中午，他拄着拐杖颤颤巍巍地来到了百花小学。他问学生：知道不知道学校为什么叫百花希望小学？学生一脸茫然地摇摇头，没有一个知道。马一户又拉住一位中年老师问，中年教师说：好像是台湾谁捐的，校领导讲过不提不宣传。

这年冬天，马一户没有挨过最寒冷的日子，脚一伸大去了。他的丧事有点凄凉，马家的人都不愿沾手，连百花希望小学也没有派人去参加他的丧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