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编辑部
2009年的新年，在全球经济不景气和企业解雇风潮中悄然度过。从整体经济大环境来看，金融业、IT业、制造业等成为裁人减员重灾区，其延伸影响遍及整个社会。在日本，不少华人也与日本员工一样，在年末年始之际切身感受到了冲击，这个新年过得忐忑不安。
不过，危机之中有“危”也有“机”，任何一场危机也同时意味著转机。相比于经受了裁员风暴打击后的日本人显示出的群体性沉闷和无措，华人则显得比较积极而乐观。许多华人或未雨绸缪，或主动选择，或自我调整，纷纷在危机中寻找新的契机。
张忠良
危机提供了人生转换的理由
百年一遇的金融风暴，严重打击了多数国际金融巨头，使得在日外资系金融证券机构人心惶惶。外资机构中的华人员工也身受其累，自2008年11月开始就陷入极度的不安状态。
据业内人士介绍，前几年应届大学毕业生都以进入金融证券行业为第一选项，其人气度远远超过综合商社。但出人意料的是，风暴袭来后，第一个大幅裁员、实施人事冻结的就是金融证券业。华人离开金融行业，尽管转行不容易，但有的人准备自己创业，有的人准备回国发展，都表现出顽强的生存能力。这其中，也有资深的华人从业者主动选择不安定，重新安排人生，让危机成为转折点，让命运由自己掌握，而不是被别人主宰——日兴资产运用研究所副所长张忠良在2008年底选择了“早期退职”，就是很有代表性的一位。
身为证券业界的中坚骨干、在金融商品的资产运用评价方面屈指可数的专家，张忠良从2009年1月1日开始，享受到了一种找回自我的解脱感。在花旗集团所属的日兴证券内部实施的“早期退职募集”中，张忠良选择了平静地离去。他为此考虑了整整两天，反省了迄今为止的人生，展望了未来发展的可能性，当然也权衡了优惠的退职条件中所包含的利害得失。张忠良说，这个新年过得轻松逍遥，心态平稳安定，春节期间还想回上海陪陪父母，计划举家出外旅游——这是来日15年中从来没有体验过的心情和感觉。
张忠良在1994年来日之前，在中国科技大学当了6年数学老师。来日后，他进东京大学大学院数理科学研究科攻读博士学位。1997年夏天，张忠良觉得自己从事数理研究这么多年，希望能从研究型转向运用型，恰逢日兴证券公司到东大寻找开发运用模型的博士人才，遂一拍即合。张忠良1998年4月入社日兴证券，此前有山一证券倒产，恰是日本的金融证券业处于最低迷时期。
1999年开始，日兴证券集中精力发展“投资信托”业务，成立了资产分析部。张忠良以其擅长的运用模型数值分析而成为部门骨干。1999－2001年，张忠良和他的同事们，跑遍世界各地，从日兴证券的300多个基金中选出30个推荐商品。在这个过程中，张忠良个人就接触了七、八十家资产运营部门，了解到各种运营哲学和运营团队，学了很多东西，收获匪浅。2001年后，资产分析部并入日兴资产运用研究所；2006年，张忠良担任副所长，成为日证券内部在资产运用评价方面数一数二的人物。
2007年，美国花旗银行把日兴证券收为全资子公司，这也成为日本上市企业中第一个“三角合并”的例子。2008年，花旗集团在次贷风暴中遭受重创，不得已展开全球大幅裁员。不过为了尊重日本企业的商业习惯，花旗在日兴内部推行“早期退职募集”制度，也就是愿意走的人自己举手，公司提供相当的退职优惠条件。
11月下旬，公司发表了“早期退职募集”通知。张忠良为此想了两天，最终主动选择退职。张忠良说，进入日兴工作11年，压力很大，从来没有安心休息的机会，同时个人在资产运用评价上做了十年，已没有多少进步空间了。本次选择早期退职，一方面希望让自己获得暂时的身心解脱，另一方面也为学习新的技能和知识，寻找新的刺激和追求。张忠良扪心自问，过去为什么不辞职？因为找不到离开的理由，也没有相应的离职条件。本次金融危机来了，却提供了人生转换的理由。无论是花旗还是日兴，都处于不安定状态。与其每天在公司承受不安与压力，不如自己主动选择不安定，而后可以安心地去做一些自己想做的事。
张忠良一直忙碌到12月30日才正式退下来。2009年新年，他过得平稳而宁静。想要做的事情有很多：回上海陪父母过春节、去美国放浪一段时间、寻找自己创业的可能性等等，每一桩事情对自己来说，都可能是人生最后的机会，必须赶紧做，认真做。为此，张忠良在新年里依然保持正常的作息时间，坚持锻炼身体，与朋友见面交流，时刻保持新鲜状态，防止身心生锈。
多年以后，张忠良也许会对这场金融风暴，对自己的选择，对2009的新年，有一个更加清晰的认识——这是一生永难忘怀的记忆。
黄宏
日本失业全家回国休长假
黄宏是IT业的软件工程师，来日本6年，近4年来一直在一家日本企业做派遣社员。去年他的约期是11月到期，下半年金融危机呼啸而至，行业内就明显地工程减少，用人量减少，黄宏的公司里也开始有派不出去的员工在公司里“学习”。按公司内不成文的规定，在公司里学习的人，头2个月100%的工资，以后2个月只开15万日元的生活费。再以后就得走人了。其实人没活干自己就闹心，所以几乎没人等到开15万日元的生活费，在公司闲两个月的都自己走了，但这次不同，经济危机，工作难找，11月的时候，公司里一下就有5、6个人在学习。老板和员工都一副忧心忡忡的面孔。
对此黄宏也有了心理准备，他对朋友说，他来日本工作六年，结婚5年，孩子3岁，没打算在日本呆一辈子，但现在也没打算就回国，不想碰上了金融危机，他只想在公司里学习一个月，年底前没有新的工作的话，就先回国呆一段时间，就算回国休长假了。不想真的被黄宏说中了，11月工作约期到来前，没有找到下一个工作。黄宏向朋友诉苦，若以往，约期到来前两星期，公司会安排3、4个面接，很快就会找到下一个工作，但今年确实不景气，11月底约期结束，到12月中旬，只有一个面接还没成。看到公司里人心惶惶，黄宏就向公司表明，想请一段时间的假，回国探亲，公司同意了。
于是在去年12月中旬，黄宏就带著老婆孩子回国了，他走前表示，日本不景气，生活费也高，回国呆一段时间，既陪陪老人，也可以节省生活费用，他在走前就退了房子，又租了一个一室的公团房，把东西安放好，准备在家里过了春节后，自己一个人先回日本找工作，让老婆和孩子继续在国内呆一段时间。把失业当作一次长假，不顺利的日子总会过去的。
刘先生
转职中日本中国两头空
2008年12月30日，企业开始放假，从这一天开始刘先生就算失业了，用他的话说“都是金融危机闹的”。
刘先生在当留学生的时候就在这家位于大阪的汽车零配件厂打工，八年前他入厂打工时，工厂人手急缺，随后他还介绍几个同学一起去工作。因为工厂在中国天津有分厂，企业又有不少研修生，缺少既会业务又懂中日语的人，2005年他大学毕业后顺利成为工厂的正式职员，主要负责联络中国方面的业务，一年也会出几次差到天津。
转眼三年多过去了，得过且过的日子让年已三十的刘先生感觉在工厂发展的意义不大，他开始考虑今后的路。2008年8月他向工厂提出，要在年末辞去工作，到天津的工厂上班。工厂里虽然不太愿意，但还是同意了，上司还表示如果改变主意想留下来也可以。同时，天津工厂的负责人也表示，随时欢迎他去。但是由于只能“现地录用”，每月基本工资四千元人民币。
听了这个工资报价，刘先生犹豫了，“四千元人民币，除去生活费就剩不了多少了”。他想再找找其他企业看，没有立即向天津的负责人回话。
随后的几个月里，他才发现自己选错了时机。日本企业纷纷裁员，平时冷清的职业介绍所却挤满了人。而中国方面由于缺乏“人脉”，加上自己所学也不是抢手专业，也迟迟没有进展。
刚入冬，刘先生就感受到就业市场的冷气。“既然如此，就先到天津工厂工作吧。俗话说，骑著马找马不拝急”。但天津方面的负责人却没有几个月前那么“热情”了：“工厂也受了市场冲击，现在突然减产，员工都没活干，你还是到其他地方看看吧。”碰了一鼻子灰的刘先生也不好再说什么，因为几个月前是他自己嫌工资少，没给对方准确回信的。
“那么就问问日本工厂的上司，看是不是还能继续工作”，刘先生想。上司给的回话同样冷冰冰：“工厂最近不景气你是知道的，从明年开始派遣职员和打工的留学生都不再聘用了。你提出辞职后工厂已经对人事作了调整。”
“两头都靠不拝”，这让刘先生始料未及。
现在，刘先生一边忙投简历，一边忙申请失业保险。职业安定所告诉他，“因为是自己辞职，所以失业保险要到两个月后才能领”。
刘先生在元旦给朋友的电话中说，“这步棋真的走错了”。
60名失业厨师
面对年关心茫然
在今年9月，有60多名中国厨师被东京一家连锁中华料理公司解雇，新年期间，他们一筹莫展。
这家连锁店在东京有30多家店铺，9月份以业务不振为由将这60多名来自中国的厨师解雇，目前，他们连解雇时应该得到的一个月的工资都没有得到。
作为厨艺精湛的厨师们，在往年过年时都会欢聚在一起，聚会喝酒，唱唱卡拉OK什么的，辞旧迎新。但是今年他们在失业中讨生活，深觉生活惨淡无望，前途黯淡。
他们中约有三分之一的人公司没有给他们加入失业保险，因此失业以后一元钱的收入也没有，今后的日子更是完全没有著落。
就是拿了失业保险的人，其数量也是少得可怜，每天只有5000日元左右，45岁以上的能拿6个月，45岁以下的只能拿到3个月，而且就这么一点钱，还要交住民税、医疗保险等，到手已经没有几个钱了。更何况现在转眼间3个月已经过去，有许多人的失业保险已经中止，本该是喜庆的节日只给他们带来了新的忧愁。
张先生本来是这家公司本部的翻译，因为看不惯这家公司种种做法，站在被开除的厨师们的立场上说话，因此在这家公司解雇说明会的会场上当场被解雇。
他的妻子也在这家公司下面的连锁店里工作，受丈夫的连累，一起被解雇。她在12月份刚刚找到一份临时工的工作，而张先生的工作现在仍然没有头绪。
张先生膝下有两个孩子，他不得不去各种就职中介机关找工作，但是目前日本企业都不景气，找到适当的工作谈何容易？因此这个新年对他们一家来说是一个年关。
李师傅是一名50多岁的厨师，这回也被解雇，现在正在竭尽全力找工作，他说：如果找不到工作，就只好回中国了。
这60多名中国厨师所面临的还不仅仅是一个生活问题，他们的在留资格也陆续要到期了，怎样才能得到新的签证？是摆在他们面前的一个更大的难题。他们的公司解雇他们时说是要破产，但是至今仍然没有破产，因此他们就是找到工作，也难以说明转职的理由，为得到签证增加了许多障碍。另外一位50多岁的老厨师对记者说：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日本，干我们这个行当，一过40岁就很难找工作了，我们在国内把工作辞了，在日本再丢了工作，今后的日子怎么过真是无法想像。
这些厨师们中有很多人在有工作时每天从上午10时干到晚11时30分，中间休息90分钟，每天工作时间为12个小时，大大超过了日本劳动基准法所规定的劳动时间，但是他们却没有得到应得的加班费。
最近，在东京日比谷公园的“过年派遣村”里，日本人失业者得到了国家的帮助，其中有207人拿到了生活保护费，但是这些失业的中国厨师们因为没有日本国籍，日本政府的援助之手难以伸到他们这里来，因此他们的处境比日本的失业者们更加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