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专题报道组

没有参加过战争，但战争的阴影却伴随了一生；被祖国抛弃，却要为祖国的罪行而饱受谴责；被被害国善良的人民养大，历尽千辛万苦回到日本，却要承受语言不通、生活文化差异巨大带来的精神孤独和生活保护金微薄带来的物质贫乏的生活，甚至还要忍受来自国人、亲人的疏远和歧视。他们拥有的只有战争给他们留下的一个共同的名字——残留孤儿。

回国路艰辛曲折

1945年日本投降，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军队四散逃窜，“开拓团”的百姓开始拖儿带女长途跋涉寻找返回日本的途径。池田一家就是“开拓团”的成员。当时池田的父亲是军人，早已随军队撤退。池田的母亲只好一个人带著5个子女颠沛流离，一路流浪，终于来到了牡丹江日本难民收养所。那时最小的池田澄江只有10个月大，母亲一路煎熬，已没有了奶水，而收养所里也难以找到10个月孩子能吃的食物。眼看著小澄江已被饿得奄奄一息，没有办法，妈妈只好在牡丹江大街上沿街求告，希望哪位好心的居民能收养孩子救孩子一命。终于一位李姓居民收下了小澄江，后来交给一对没有孩子的徐姓夫妇收养，成为了他们的养女，池田澄江也有了一个中国名字：徐明。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徐明长大了，在那个年代，大杂院里的百姓生活是没有秘密可言的，从小“小日本”的称呼就时时袭击著她，因为大家都知道她是被抱养来的日本人丢下的孩子，因而从小徐明就知道自己是个日本人，并时时承受著周围的小朋友因仇恨侵略过中国的日本，而转嫁到她这个“日本人的孩子”身上的仇恨和歧视的目光与态度，但幸运的是养母的爱和老师的关怀并没有因她是日本人而有丝毫改变。至今回忆起童年的生活，池田女士还认为童年时代充满了幸福、快乐和甜蜜。

1962年师范学校毕业后，也许是由于日本人的身份，徐明被分到了林区任教师，林区生活艰苦单调，但也带给了徐明意外的安宁。此后尽管中国大地上上演了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让许许多多出身“有问题”的人大受冲击，但在林区，淳朴的伐木工人们对这位只身来林区任教的年轻的女教师只有感谢和尊敬，徐明没有受到一点干扰。1973年，徐明调回牡丹江市内，继续教学。这时中日已复交，也有的残留孤儿开始寻亲归国，徐明也开始跟牡丹江市的日本人联系，给日本驻中国使馆写信，但寻亲的事始终是沓无音讯。

1982年，一个由日本老“开拓团”成员组成的农业代表团来牡丹江市访问，怀旧寻亲，牡丹江市公安局让徐明去和他们见面谈谈，使徐明的寻亲之路意外有了转机。随团的记者报道了徐明的事，一位寻找遗弃在牡丹江的女儿的日本老人看到报道后，以为徐明就是自己的女儿，认下了徐明，徐明带著3个孩子回到了日本。然而回日不久，DNA鉴定结果出来了，徐明不是那位老人的女儿，老人立即变脸，要把徐明一家赶出家门。不会日语，举目无亲的徐明这时心里凉透了，她不知道自己一家可以去哪里。回到祖国却无处安身，夜深人静悲伤之中她想到了以死解脱，但看到熟睡中3个幼小的孩子还需要妈妈的关照，她不得不坚强起来，给一个曾经为她做过翻译的华人打电话，倾诉了自己的遭遇，翻译立即为她联系了相关人员和中国驻日使馆，中国驻日使馆也出面做日本老人的工作，终于使徐明一家免于流落街头。以后徐明得到了偝偔偂魼同法律事务所律师的帮助，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自己的权益，终于官司打赢了，徐明成为第一个在没有找到亲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承认日本人身份的残留孤儿，并在1987年2月3日正式得到了日本国籍，成为残留孤儿恢复国籍活动中第一个得到国籍的残留孤儿。

1994年，就在徐明已对寻亲不抱任何希望之际，在一次参加完来自中国的残留孤儿来日寻亲活动后，徐明来到旁边的咖啡店喝咖啡，这时一位日本妇人来到她的座位旁坐下，两人自然地聊了起来，日本妇人问徐明怎么会说中国话，徐明介绍自己是一位残留孤儿。日本妇人就向她打听自己妹妹的情况，称自己的妹妹也是当年留在中国的，两人越说越像，几乎不能相信坐在一起的就是被战争分离的两姐妹。以后经过DNA鉴定，徐明终于找到了自己在日本的亲人，从那时起她也恢复了自己出生时的名字池田澄江。

“日本亲属太冷血！”

家住东京都足立区的遗孤刘大娘今年67岁，来自中国吉林省。战争过后刘大娘和母亲留在了中国，母亲去世后，刘大娘几经周折被养母收养。养母当年是一个没有子女的苦命寡妇，虽然生活贫困，之后又两次改嫁，但养母始终没有扔下刘大娘，对其视如己出。在中国生活的半世纪里，刘大娘先后经历了土改和文革浩劫，土改期间自己和养母被毒打，以及养母被用烧红的烙铁烫的场面，至今想起来刘大娘都不寒而栗。后来养母告诉刘大娘，当时如果不是心里牵挂著她，自己早就不活了。

由于生活极度贫困，刘大娘和养父母家中的姐妹没有一个人上过学，从小就要下田帮家里干繁重的农活儿。由于女儿出嫁后可以少一张吃饭的嘴，与当地的女孩子一样，刘大娘17岁就在父母的安排下早早与当地的农民结了婚，婚后生育了四个子女。

从小就知道自己遗孤身份的刘大娘，在1986年日本厚生省到中国寻访时，被确认了遗孤身份。由于母亲在中国去世，确认身份后又得知父亲已经在菲律宾去世，身为独生女的刘大娘在日本的亲属仅剩下堂表兄妹。谁知刘大娘在日本厚生省的安排下，千里迢迢来到日本寻亲时，日本的堂表兄妹们不仅拒绝与刘大娘相认，而且连见面都不肯。办理来日定居时，没有一个日本亲属肯为刘大娘作保证人。由于老伴儿去世，1993年，刘大娘在同为遗孤的朋友的帮助下只身来日定居。形同陌路的日本亲属和对自己百般疼爱的中国养父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大娘气愤地说：“日本人太冷血，我到什么时候都说自己是中国人！”

几年后，四个儿女也追随刘大娘来到日本，由于文化水平低，又不懂日语，儿女们在日本也只能干些清扫、搬运之类的体力活儿。现在四个孩子都出去各自另起炉灶，只剩大娘一个人靠领取政府低微的生活保障金度日。日本各个地区的最低生活保障金标准不同，刘大娘所在的东京足立区，每个月仅有4万日元，加上政府每个月2万日元的养老金，6万日元就是大娘每月全部的生活费。大娘所住的都营住宅每月房租要1万4千日元，剩下的钱除去水电煤气只能一分钱掰成两半儿花。刘大娘没上过一天学，也不识字，更别说学日语了。语言不通加上一个人住，平时想找个说话的人都难。让刘大娘感到欣慰的是，几个孙子孙女来日本时年纪都小，现在汉语日语都讲得很好。大孙子今年21岁，前年刚刚考上了大学。一辈子不识字的刘大娘当年听说孙子考上大学了，乐得晚上觉都睡不著。

不一样的起跑线

住在千叶县的田中宏（化名，62岁）回到他的祖国日本已经18年了。回顾这18年，田中宏说，虽然未到后悔的程度，但确实是甜酸苦辣样样有，很多时候会想，自己为何有这样的命运？

刚回到日本，对“祖国”怀有一种本能的亲近。在中国的东北生活了多年，对日本的生活充满了憧憬，一回来，就被安排到支援归国者中心去学习日语。当时，迎接了田中宏回国的伯母，是一个很要强的人，她让田中宏在任何时候都不要申请“生活保护”，而是要自力更生。

田中宏和一同从中国来的妻子丽娟很快就在料理店找到了活儿，儿子送进了附近的小学。也许因为来日本的时候已经44岁了，日语一直没有很大的进步。住在公营住宅里，他们并没有感到日本的生活有多么幸福。来日本后不久，丽娟患上了糖尿病，并由于不习惯日本的生活，她晚上不能睡觉，白天浑身无力。丽娟无法再打工，一家的生活重担落在田中宏一个人身上。

在料理店起早摸黑地工作，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但几乎没有机会出外旅游，也不敢想像去餐厅，甚至没有能3个人一起回中国过。田中宏回忆道，他打工的店倒闭的时候，一下子不知道如何继续维持生活。他到新宿的求职中心去了多次，但因为年龄问题，没有人雇佣他作为正式员工。

在很多年里，田中宏做过清洁工、工地工人，每一份工作都需要体力，都极辛劳，但辛苦所得仅够一家人的基本生活，儿子小亮在高中毕业以后，不愿意给家里增加经济负担，便也开始打工了。

高中学历在目前的日本很难找到好的正式工作，小亮在24小时方便店开始了他的社会人生涯。田中宏和秀娟对此都感到有些可惜，因为他们原来的梦想是让儿子进大学、进大学院，最后有和父母完全不同的生活。

秀娟面含辛酸地告诉记者，来日本后，感到自己没有钱也没有文化，最后总也不能进入主流社会，而有钱人和穷人的生活似乎在起步线上就有了分别。比如自己的儿子小亮，如果不是家庭经济条件不好，就可能继续升学，虽然，日本有各种贷款给学生交纳学费，也有人对他们说，只要努力，考进大学，就可以向政府借钱。但是在此之前，还是有很多地方需要交费，比如家庭教师和补习班。

田中宏认为自己在中国人眼里是日本人，而在日本人那里又是中国人，属于一种夹缝生存的状态。他认为自己虽是日本人，但和在日本生长的日本人有著本质上的区别，那就是起跑线的不同。回日本后，无论如何努力，也不可能与多跑了几十年的人相比。

残孤想念“热炕头”

“老婆孩子热炕头”是中国东北人的一种生活方式，也曾经深深地感动过在中国东北被日本政府遗忘的日本人残留孤儿们。至今，许多已经回到日本的残留孤儿们依然称他们的养父养母们，是残留孤儿们的“热炕头”。

大和英子于1940年出生在中国吉林省，今年66岁。1945年日本在二战中败战时她只有5岁，在她8岁的时候她去吉林火柴厂做过几年童工，至今未曾上过一天学。她的养父养母老家是山东人，在新中国成立之后，1950年她随著养母回山东老家分田地，1957年她再次回到吉林养父的身边，并参加了工作，当时在吉林松江水泥厂就职。1962年她与中国人丈夫陈少梅一道举家搬迁到中国湖南省邵阳市生活，至到1993年她才来日寻找在日的父母及亲人。但来日20多年了，至今仍然没有找到父母及亲人的下落。因从小是在中国东北长大的，对中国东北的热炕头特别有“感情”。大和英子说，她没有上过学，只是在参加工作后参加过扫盲班，而她那当老师的丈夫也在热炕头上教过她很多文化课。他们得到最大关怀的是养父母的“热炕头”，只要一提到东北的热炕头，他们就会想起他们的养父母，如果没有中国人养父母，他们根本就无法生存下来，他们永远感谢养父母的养育之恩，称养父母是残留孤儿们的“热炕头”。

就安倍首相在12月1日晚上的表态，残留孤儿们一致认为，首相虽然讲了残留孤儿“已进入了老年期，受了很多苦，但做为政府，应该实施更细心的援助。”对首相的“细心援助”可以理解为缓和一下而已，达不到真正解决残留孤儿老后的实际问题，只是给一点点甜头的慈善，草率地解决这场纠纷。

另外，安倍首相说：“北朝鲜绑架是国家做出的前所未有的罪行，所以日本政府才立了特别法。”这也是安倍首相认为残留孤儿问题可以不立法的理由。但是残留孤儿们却认为，残留孤儿的现状是当时的日本政府所造成的，把日本的残留孤儿抛弃在中国，让残留孤儿们经历了九死一生活到现在，白发苍苍地回到日本。政府应该理所当然地马上立法，给残留孤儿们应有的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