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来源: 多维新闻
近日，中国台湾富商郭台铭宣布参加2020年台湾“总统”国民党党内初选，有如蛟龙出海，声势夺人。许多围观者认为郭台铭“商而优则仕”，对于台湾民众和历史走向会是一件可观之事。
当然，在中国大陆，商人当政则是几无可能。特别是自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逐渐确立起“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商场与官场之间的通道没有完全关闭，仍然保留了建设性沟通与合作的机制，然而商人涉足和干预政治受到更多规制。
如果认为郭台铭台湾参选，大陆商人干政受限，都值得认可，是否展现了中国官方一直批判的“双重标准”？或许并非如此，因为中国台湾海峡两岸的政治环境已是大相径庭。
台湾“乱世”出“英雄”
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执政群体趋于稳定，基层官员拾级而上，如习近平等政治局常委，都有愈40余年的仕途历练。如此形成了一个专业苛刻、强势高效、稳固内敛的执政团队，与体制之外的生态环境和行事做法差异巨大。由此所产生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官商勾结，一个是脱离民众（包括体制外知识分子）。那么，规范政商关系就是政治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而台湾自20世纪80年代末大举民主化之后，开启了全民参政的热潮。虽则解决了理论和程序层面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却也导致政坛混乱，官员整体素质下降，经济停滞不前，各行各业一片哀号。于是乎，出身平民的无党籍政治素人柯文哲在2014年意外当选台北市长，长年在基层打拼的韩国瑜意外当选高雄市长，今日皆有问鼎“台湾总统”之姿。而作为一名深谙政治的商界领袖郭台铭，似乎更有主政台湾的优势。
柯文哲、韩国瑜、郭台铭这些曾经游离于台湾主流政治之外的人，之所以总能掀起一股政治热流，正是台湾全方面紊乱衰颓的结果。既来自台湾民众难以抗拒的拥护支持，也来自三人自身的一种责任感召。当然也无法完全排除他们个人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一些综合考虑，尤其是生前身后名。
至少在台湾政局混乱、前途难测的状况下，身处台湾政坛边缘甚至是“局外人”的柯文哲、韩国瑜、郭台铭纷纷入局，具有了相当的道义性质。
中共治国“术业专攻”
不得不承认，政治对一个区域，对一个人群的影响是无远弗届、无微不至的。这个区域和群体里面的个人，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相当一部分人有着参与政治的热情。当然，可能很难把其对个人和整体的考虑区分开。即使是完全不计个人利益和牺牲，纯粹为整体考虑，所能导致的效果也不得不因人、因时、因地而异。
中国人对政治的高涨热情不宜低估。中国古代著名人物范仲淹在政治、军事和文学领域皆有建树，在《岳阳楼记》里所写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从古至今的中国人的一种对国对民的普遍性情怀。
自清朝末年至中共建政之初，正是无数的各个地域、阶层、身份的人共同参与，才走出了那段“乱世”。其中既有农工阶层的巨大牺牲，也有知识分子的慷慨许国，还有无数商人的无私相助。
不过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转入稳步发展的轨道，各行各业纷纷涌现，整个社会急剧分化。这种分化，既是分工，也是专业化的结果。中共官员群体形成了一套独立的运转逻辑和体系。例如，作为一名官员，需要服从集体意志，需要遵从严格的组织纪律，需要有足够的从政能力，需要对多种领域的综合了解，需要与外界保持适当关系，需要面对体制内外的审视。特别是县级以上主要领导人从政能力的培养，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长时间的培养、学习和提高，是一种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尽管可能导致体制内外的分化与隔离，乃至执政合法性危机，却不能否认是整个社会进步的趋势要求。
从这一视角来看，在执政团体不断专业化的过程中，“六四事件”后逐渐剥离知识分子群体对政治的干预，中共十八大后在延续这一趋势的同时，又出手剥离了商人资本对政治的干预。由此逐渐形成政治与知识分子、商人两个群体的新的关系形式。
毕竟中国大陆现今整体呈现稳定发展的局面，已与民国乱局不同，与文革年代不同，与台湾也不相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更是不同。如果官员、知识分子与商人群体都能各安其所，各求本业：官员只考虑如何为国为民，不过多干涉知识创造、寻求物质利益；知识分子能够撇开名利，专心于本业的知识创造；商人们遵循市场规律，合规合法经营，不去借助权力之手，应该就能避免当下的许多问题和忧虑。在面临大的困境和课题之时，不妨再作共同协商决定；或者重现混乱局面，各方亦都有责任参与政事。
当然，政、商、学之间未必有清晰的界线。而社会分工的极端化，可能会导致中共执政集体的孤立。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想见，作为执政的中共会主动寻求与包括知识分子和商人在内各个方面的团结与合作。
近日，中国台湾富商郭台铭宣布参加2020年台湾“总统”国民党党内初选，有如蛟龙出海，声势夺人。许多围观者认为郭台铭“商而优则仕”，对于台湾民众和历史走向会是一件可观之事。
当然，在中国大陆，商人当政则是几无可能。特别是自中共十八大后，习近平逐渐确立起“亲”“清”的新型政商关系，商场与官场之间的通道没有完全关闭，仍然保留了建设性沟通与合作的机制，然而商人涉足和干预政治受到更多规制。
如果认为郭台铭台湾参选，大陆商人干政受限，都值得认可，是否展现了中国官方一直批判的“双重标准”？或许并非如此，因为中国台湾海峡两岸的政治环境已是大相径庭。
台湾“乱世”出“英雄”
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中共执政群体趋于稳定，基层官员拾级而上，如习近平等政治局常委，都有愈40余年的仕途历练。如此形成了一个专业苛刻、强势高效、稳固内敛的执政团队，与体制之外的生态环境和行事做法差异巨大。由此所产生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官商勾结，一个是脱离民众（包括体制外知识分子）。那么，规范政商关系就是政治现代化的应有之义。
而台湾自20世纪80年代末大举民主化之后，开启了全民参政的热潮。虽则解决了理论和程序层面政治合法性的问题，却也导致政坛混乱，官员整体素质下降，经济停滞不前，各行各业一片哀号。于是乎，出身平民的无党籍政治素人柯文哲在2014年意外当选台北市长，长年在基层打拼的韩国瑜意外当选高雄市长，今日皆有问鼎“台湾总统”之姿。而作为一名深谙政治的商界领袖郭台铭，似乎更有主政台湾的优势。
柯文哲、韩国瑜、郭台铭这些曾经游离于台湾主流政治之外的人，之所以总能掀起一股政治热流，正是台湾全方面紊乱衰颓的结果。既来自台湾民众难以抗拒的拥护支持，也来自三人自身的一种责任感召。当然也无法完全排除他们个人在物质和精神层面的一些综合考虑，尤其是生前身后名。
至少在台湾政局混乱、前途难测的状况下，身处台湾政坛边缘甚至是“局外人”的柯文哲、韩国瑜、郭台铭纷纷入局，具有了相当的道义性质。
中共治国“术业专攻”
不得不承认，政治对一个区域，对一个人群的影响是无远弗届、无微不至的。这个区域和群体里面的个人，都有参与政治的权利，相当一部分人有着参与政治的热情。当然，可能很难把其对个人和整体的考虑区分开。即使是完全不计个人利益和牺牲，纯粹为整体考虑，所能导致的效果也不得不因人、因时、因地而异。
中国人对政治的高涨热情不宜低估。中国古代著名人物范仲淹在政治、军事和文学领域皆有建树，在《岳阳楼记》里所写的“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包括知识分子在内从古至今的中国人的一种对国对民的普遍性情怀。
自清朝末年至中共建政之初，正是无数的各个地域、阶层、身份的人共同参与，才走出了那段“乱世”。其中既有农工阶层的巨大牺牲，也有知识分子的慷慨许国，还有无数商人的无私相助。
不过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社会转入稳步发展的轨道，各行各业纷纷涌现，整个社会急剧分化。这种分化，既是分工，也是专业化的结果。中共官员群体形成了一套独立的运转逻辑和体系。例如，作为一名官员，需要服从集体意志，需要遵从严格的组织纪律，需要有足够的从政能力，需要对多种领域的综合了解，需要与外界保持适当关系，需要面对体制内外的审视。特别是县级以上主要领导人从政能力的培养，绝非一朝一夕之功。
长时间的培养、学习和提高，是一种社会分工的专业化，尽管可能导致体制内外的分化与隔离，乃至执政合法性危机，却不能否认是整个社会进步的趋势要求。
从这一视角来看，在执政团体不断专业化的过程中，“六四事件”后逐渐剥离知识分子群体对政治的干预，中共十八大后在延续这一趋势的同时，又出手剥离了商人资本对政治的干预。由此逐渐形成政治与知识分子、商人两个群体的新的关系形式。
毕竟中国大陆现今整体呈现稳定发展的局面，已与民国乱局不同，与文革年代不同，与台湾也不相同，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更是不同。如果官员、知识分子与商人群体都能各安其所，各求本业：官员只考虑如何为国为民，不过多干涉知识创造、寻求物质利益；知识分子能够撇开名利，专心于本业的知识创造；商人们遵循市场规律，合规合法经营，不去借助权力之手，应该就能避免当下的许多问题和忧虑。在面临大的困境和课题之时，不妨再作共同协商决定；或者重现混乱局面，各方亦都有责任参与政事。
当然，政、商、学之间未必有清晰的界线。而社会分工的极端化，可能会导致中共执政集体的孤立。如果出现这样的问题，可以想见，作为执政的中共会主动寻求与包括知识分子和商人在内各个方面的团结与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