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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京会:郭沫若与京都大学
日期: 18年11月3期 阅读: 237

郭京会
 未等到红叶全部泛红,我就兴冲冲地择日来到奈良和京都。奈良和京都是日本1200年前的两个都城,时代恰逢中国的唐代。高度发展的中国古代文化在唐代再次达到高峰,唐代文化则随着日本派到中国去取经的遣唐史及两国高僧的来往从大陆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了东瀛。现在人们说去京都欣赏那众多的庙宇及精致的山水庭廊,就好比回唐代去逛了一回。不管这种穿越时空的幻觉是否说得过去,奈良和京都的确保存着大量的唐代同期的寺院,它们差不多再现了唐代寺院和庭院,令人流连令人陶醉。
 首先参拜了奈良的唐招提寺,向唐代的高僧鉴真和尚表达敬意,他率领弟子们经历六次险渡东海才最终到达东瀛,其间双眼都失明了,他的坐像给人印像深刻。鉴真和尚到达日本前的年代里也曾有中国的和尚到达过日本,但鉴真和尚的品格最高,他到达奈良之后马上在东大寺给包括圣武天皇在内的四百多日本僧人举行受戒仪式。而唐招提寺是后来鉴真和尚开基的日本律宗的大本山。
 出了唐招提寺,我去攀爬了位于京都北面(洛北)的鞍马山,这里是鉴真和尚的弟子鑑贞高僧草创的鞍马寺,它也是经历了1200年之久的古寺,而且据说鞍马寺的本尊有着保护世界和平的法力。山中的空气使人感受到灵气,通往奥院的绵延不绝的上山路是平安朝的才女清少纳言和明治时代的女歌人与谢野晶子所喜爱的,她们都曾咏叹过这里。
 我到鞍马寺还有个目的是想亲眼看看鞍马寺有名的天狗。从叡电鞍马站下车,一眼就看到从山坡处伸着长长的红鼻子的天狗,果然名不虚传,说它威武、说它神灵,总之像是有很大的威摄力。


 天狗是个传说,是日本民间传说中的一个“怪物”,它赤脸高鼻并长着飞翅,手里还拿着羽毛扇。它具有普通人没有的神力。
 郭沫若青年时代所作的诗有一首著名“天狗”发出昂扬的声音:
 我是一匹天狗呀!
 我把月来吞了,
 我把日来吞了,
 郭沫若的外孙女藤田梨娜教授用日文所著的《诗人郭沫若与日本》一书中有一节专门讲到诗中的天狗应是出自中国古代的神话,日食、月食是被天狗吞掉了一部分的太阳和月亮。天狗最早出现在《山海经》《史记》《汉书》里。它在郭老的故乡四川省流传很广,郭老还曾写过一篇自传体的小说叫《月蚀》。
 郭老是否到过京都的鞍马寺?曾经见过这生动的“天狗”吗?郭老在日本留学、生活了两个十年,无论是学生时期还是与安娜夫人及孩子们在一起生活的时候,因公因私都走过了很多地方。
 我记得关于郭老曾到过京都的记载,在郭老的自传中明确出现两处,一是创造社初期商量具体事宜时,1921年,郭沫若从上海回到东京后,马上去京都见了在三高和京大读书的郁达夫、徐祖正和张凤举等。
 郁达夫是我们已经熟悉的创造社早期成员、著名作家。而徐祖正也是最早参加创造社的成员。他与鲁迅及鲁迅的弟弟周作人交往很深。1934年周作人访问日本时就是与徐祖正同行的,在徐祖正的引荐下,周作人访问了郭沫若。1937年日军侵入北京时,徐祖正担任北师大校长,为抗议日军占领校园,他将头反复撞到床上,撞得血流不止。而战后,他发起联名活动,证明周作人所作不是汉奸行为。
 第二次则是郭沫若去京都大学拜访内藤湖南的时候,这次是约了文求堂田中庆太郎的次子震二一起去的。因为散落在东京的甲骨文骨片的收藏家和博物馆已经基本都访问到了,在东京收集出共计二千片左右甲骨文的骨片。
 郭沫若到京都大学拜访了京大考古学教授、东洋史专家、内藤湖南及梅原末治。从他们那里又搜集到了共计一千片骨片。内藤湖南时任京大考古学教授,但他本是记者,历任《朝日新闻》《日本人》《台湾日报》等报纸杂志记者。对比东京大学只吸收本校毕业生为教职人员的作法,京大则是不拘一格降人才。成为京大讲师的内藤湖南只用两年就成为了京大教授。在日本的东洋史研究上,有两大派别,一是内藤湖南代表的“支那学派”、与中国学者间交流频繁、友好往来;另一个是东大的“东京学派”,是以欧洲特别是德国人的立论为主导的。当时日本东洋史研究上,京都学派比东京学派更有影响,但战争期间两派都参与了侵华研究。
清末民初时期逃到京都与内藤湖南交流甚多的文人除了罗振玉、王国维还有董康,后者是清末官僚,1926年他也曾为避军阀追杀而避难东京,在东京他出入宫内厅图书馆、内阁文库,也都是文求堂的田中庆太郎为他牵线搭桥。他也曾著有《书舶庸谈》及《民法亲属继承编修案》等书,只是没有罗、王二人及后来的郭沫若人气大。而辛亥革命时逃到日本的清末文人都带过来很多的古书画古籍,从带到日本的古文物的数量来看,是罗振玉最庞大。
与郭沫若的交流,让内藤湖南突然意识到:一直以为日本的汉学研究已经走到了前面,郭鼎堂的研究却是令人大开眼界。
 也难怪内藤湖南这么吃惊于郭沫若的甲骨文等中国古代研究结果,他曾傲慢地讲到过一件事:“光绪末年,中国各省的提学使十余人来日本,其中还有校勘学的大家,却都被岛田很是戏弄了一番。”
这个岛田叫岛田很,是文求堂老板田中庆太郎的东京外语大学中国语学科时代的同学,精通版本目录学,有《古文旧书考》《群书点勘》等著书。最重要的是岛田很还帮助三菱的岩崎弥之助收买下了陆心源的皕宋楼和守先阁的藏书共十五万卷,建立了静嘉堂文库。静嘉堂文库是日本最大的私人博物馆,现在日本举办的大型文物展中的展品,常常可以看到它的出品。
从这一点上也可以看出,为什么郭沫若开始甲骨文研究时,到文求堂寻找罗振玉的著书,田中庆太郎接待表情冷漠,他当时一定是不看好名不见经传的郭沫若来借大部头线装书的。
田中庆太郎是文求堂的二代老板,文求堂1861年开始于京都四条附近,主要客户是宫内,正值明治维新开始时期。到了明治时代,皇宫从京都搬迁到东京,文求堂也搬到了东京。作为擅长汉语的二世的庆太郎十分喜欢汉文古籍古本,向父亲建议收购古书,作古书生意,经父亲同意后,他还特地到北京连住三年,房子都置办了。正是在北京居住的1909年11月,得到伯希和在北京展示敦煌写本的消息和照片,立即转告了京都大学的内藤湖南,同时,罗振玉也将这消息告诉了旧交内藤湖南。


 罗振玉是在上海期间与来中国周游时的内藤湖南相识的,他在逃到日本前也曾去日本访学,与内藤湖南是同年出生、世界观极为相近的密友。日本在吉林一带建立满洲国时,罗、湖两人积极参与、出了不少力。
 内藤湖南接到北京来的消息后,立即在大阪的《朝日新闻》上连续发表《敦煌石窟发现物》《敦煌发掘之事》,向日本介绍了敦煌的存在。内藤湖南在1910年8月专门赶到北京调查,并写出了《派遣教授写本视察报告》,接着带弟子再赴巴黎收集资料,再写出《欧洲所见东方学材料》。
 在最初田中庆太郎拒绝郭沫若赊账6元借走那本罗振玉的《殷墟书契考释》后,田中庆太郎介绍郭沫若到东洋文库里查找,东洋文库里的资料非常齐全,郭沫若全力查询。没多久,当郭沫若捧着在国内出版碰到问题的《两周金文辞大系》来找田中想办法时,他已在交往中了解了郭沫若的研究状况,痛快地接过去,答应在文求堂出版,尽管稿费压得极低。从此郭沫若的研究著书开始文求堂出版,十年间共出版考古方面著作14本,其中9本是在文求堂出版的。
 不光出版书,田中老板还让聪明的次子跟着郭沫若做弟子,有时郭沫若忙不过来时,田中老板甚至亲自为郭沫若到各处撰抄资料。
 由田中庆太郎介绍,郭沫若到京都大学拜访了内藤湖南。但京都大学里其实还有一位教授与郭沫若关联很大、甚至与中国民众的运命有很大关系。他就是京大经济学教授河上肇。1924年9月,当郭沫若准备再次带着全家回中国前,曾绕路到佐贺县的北山温泉地的溪水边租房、温泉休养了一个月。那段时间里他翻译的书中有一本是河上肇的《社会组织及社会革命》一书,据郭沫若自传中说到这本书对他的影响极大,但有趣的是郭沫若翻译过后,向原作者河上肇提出了书中议论经济作用太多、议论政治作用偏少的意见后,大教授河上肇竟然立即听取了郭沫若的意见,自己向出版社提出了中止这本书继续出版的要求。


 河上肇这个大教授到底有多大?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初,河上肇与东京商科大的福田德三并称“河上、福田时代”。河上肇写的《贫乏物语》是当时日本的畅销书,个人杂志《社会问题研究》也反响很大,尤其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介绍在日本青年人中的影响很大。很多京大学生是因为河上肇而选择考入京大。但到了1928年,发生了三.一五事件,文部省要求解散左倾学生组织,并对左倾教授进行离职劝告,河上肇辞职离开京大,后来被捕入监狱。
 河上肇没有到过中国,但经郭沫若翻译在中国出版的他的书在中国青年中却影响很大,尤其是影响了郭沫若本人。
 我在京都大学的历史展厅里,看到了一个已曾相识的名字:岩波茂雄,岩波书店的创始人。在醒目位置上展出的是他写给京大法学部的中心人物佐佐木教授的横幅,上面的内容是关于对当时京大及日本社会时政的观点。
1937年, 郭沫若秘密回中国后,留在市川的安娜及孩子们受到了宪兵的拘留和折磨,在那样的环境里,他们的日子过得很艰辛。但岩波茂雄向他们伸出援助之手 ,郭沫若的几个孩子经他的资助,逐次考入京都大学,后来都成为各个领域的专家。


 参考资料:
京都大学:《大学文书馆だより》
武继平:《郭沫若留日十年》

藤田莉娜 《诗人郭沫若与日本》
殷尘(金祖同)《郭沫若归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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