骆振心

去年以来，中国消费增速总体上呈平缓下降趋势，今年7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名义增长8.8%，比去年同期名义增速下降1.6个百分点，如果扣除价格因素，今年7月份实际增长只有6.5%，而去年同期是9.6%，下降幅度达到3.1个百分点，下降了近三成，消费增长动力明显减弱。

全球金融危机后，在外需长期疲弱的情况下，中国经济发展更加依靠内需，投资与消费此消彼长，以2014年为分水岭，消费对GDP增长贡献率首次超过投资，成为拉动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最新的数据显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了78.5%，对GDP增速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消费增速放缓意味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增大。

消费总量下降伴随着消费结构变化，其中，耐用消费品的下降是主要原因，汽车、家电首当其冲，呈结构性下降态势。其中，家用电器和音响器材，只增长0.6%，比去年同期下滑12.5个百分点；汽车增长-2%，下降10.1个百分点。从汽车销售市场看，目前，中国千人汽车保有量为140台，韩国是376辆，美国是797台，这还仅仅是数量上的差距，即使考虑到中国庞大的人口基数，也还有提升的空间。因此，耐用消费品滑坡归结为市场饱和而自然萎缩难以令人信服。

由于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统计只包含商品消费以及餐饮服务消费，没有包括服务性这一块的消费，不少人认为服务性消费比重扩大，指标没有反映消费升级。笔者认为，这种看法是把服务性消费和实物消费对立起来了，服务性消费比重扩大并不是必然意味着耐用消费品的急跌，根据社科院的一份研究报告，低收入群体比重为35%，中低收入群体比重为22.7%，两者加起来超过了一半的人口，实物商品的消费还有很大的空间。

那么是不是出现了所谓的“消费降级”？市场流行观点认为，二锅头、涪陵榨菜热卖，这说明大家都勒紧裤带过紧日子。但是看另一组数据却有完全不同的感受，茅台酒的销量出现了惊人增长，上半年营业总收入同比增长37%。中国奢侈品年消费超过5000亿元，占全球的三分之一，今年上半年，根据麦肯锡预计，中国奢侈品行业收入增长在15%至20%之间，中国奢侈品市场依然兴旺，而且消费者群体有年轻化趋势，中产阶层越来越多。

笔者认为，消费的结构性变化反映了财富分配上的分化。在地产价格不断上涨的时代，对社会财富存在很强的再分配效应。地产价格膨胀带来的两个效应，一个是挤出效应，另一个是财富效应，都是同时存在的，对于只有一套以下房子的人来说，体现的挤出效应，不得不省吃俭用，积攒资金来买房子，还房贷。对有多套房子的来说，体现的是财富效应，房地产繁荣带来的财富幻觉，即使收入没有增长，因为地产价格上来了更有钱了花的更多，对消费产生了极大的刺激作用，促进奢侈品市场的兴旺。

从低收入向中等收入迈进的过程中，主要依靠劳动力收入，正如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超长历史期得出的结论，资本的回报率远远超过劳动力的回报率，在资产价格一骑绝尘的年代，这种差距是巨大的。通过劳动收入来实现从低收入阶层晋升富裕阶层，已经变得越来越难，高房价成为横亘在社会经济阶层向上迁徙的一道鸿沟。正是房地产价格上涨加剧了社会财富分配的不平等，最终造成了高收入者消费升级容易，低收入者消费难以升级的困境，社会消费出现了分化。

消费减速之忧折射的是财富分配之痛。据最新数据，农民工可支配收入的增速降至6.4%，收入增长减速与财富相对缩水同时出现，如果这个态势长期延续下去，橄榄形结构将会变成哑铃型结构，对于整个社会发展稳定是不利的。国家已经出台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抑制资产价格过热，在收入分配上也有不少强力举措。笔者认为，资产价格膨胀与收入分配之间具有很强的关联性，要通盘考虑，出台集成化政策，促进社会更加公平，实现不同阶层财富增长整体升级。

财税方面的政策，大家谈的比较多是房产税，应该说大势所趋，焦点放在房产税能不能降低房价上，有的认为房产税能增加持有成本，会降低房价；有的认为住房刚性需求存在，成本会转移到购房者，不会降低房价。笔者认为，不妨换个角度来看，看房产税的宏观影响，重点看房地产税的收入用在那些方面，如果通过房产税筹集的收入继续用于基础设施建设，支持企业产业，实际上仍然是补贴资本，对资本与劳动力原本失衡的局面起不到再平衡作用；如果用于社会保障方面、医疗保障方面，则实际上起到了收入再分配的作用，有利于经济实现再平衡。同时个人所得税改革，包括个人所得税费用扣除，高收入累进税制，以及遗产税等都有利于经济再平衡。

货币政策方面，既要把紧总闸门，防止货币超发，又要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立足于金融市场需求，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的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做好风险管理的前提下，尽可能地覆盖更多低收入群体。针对P2P等事件教训，尽快建立金融安全网，加大对投资者教育，缓解大众焦虑，支撑居民消费信心。

（作者系北京大学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