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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飞逝，转眼已在东瀛度过了27年了。初到日本，为了生存，从端盘洗碗开始努力，渐渐地工作来找我，至今我做着三份工作。中文教师是我的本行，市民相谈员是借日本政府的福祉来帮助在日华人，日语教室指导员是帮助来日中小学生补习日语，尽早适应日本的中小学生活，这一工作将近20年了。
日本的秋季是读书的季节、美食的季节、诸多节日祭祀的季节……
8年前一个秋季节日，我站在拥挤的人群里观赏着日本传统的彩车表演，嘈杂的日语喊叫声中，突然传来亲切的中文：“朱老师朱老师”，随着喊声，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站在了我的面前。长发飘逸，一件浅灰色的薄薄的毛衣显出完美的身材，两条健美的长腿，有别于周围的日本女性。分别10年的再会，张琪已经是26岁的大姑娘了。
我们在路边的咖啡店里坐下，张琪喝着咖啡兴奋地说开了：“毕业以后当过几年公司事务员，倒水端茶的干腻了，现在在为取得日语教师资格学习着。朱老师，您知道吗？刚来日本的时候，我在学校里没有朋友，特别是课间休息，谁也不跟我说话，而朱老师来了，我就开心了，朱老师教我日语 ，帮助我有信心去日本中学上学，所以，我也要当日语老师，去帮助像我一样刚来日本时需要帮助的中国学生。”止不住的话语让我感动不已。
思绪追溯到1999年10月，突然我接到了埼玉县狭山市教育委员会的邀请，希望我去入间中学指导一个从哈尔滨转学来的初二学生，我兴致勃勃地来到学校，沉稳的校长打量着我，向我介绍了情况，最后对我说：“已经面试了3、4位候补日语指导员，决定由你担任思琪的日语指导员。”两个月的时间给予我公务员的工资待遇，从周一到周五，每天上午四节课，以国语课时间为主的两节课，一对一进行日语指导，另外两节课在教室里坐在思琪旁边做课堂翻译。突如其来，我成了日本中学的老师了。我心里明白，校长选中我是因为我来日本前就是上海华东师范大学附中的语文教师，校长看出了我的教师素质。
八十年代的华师大附中是上海市一流中学，学生都是经过激烈竞争高分考入的，记得我带过的班级学生入学考分，语文数学英语三门考分总分是297分，生源极佳，教学效果显著，那几年的教学经历一直令我引以为豪，而接下来的日语指导员工作，彻底颠覆了我以往对教育的观念，在日本的教育领域里重新开始了我的教学生涯。
初见张琪得知她16岁了，按照日本的教育制度应该读初中三年级，10月是准备升学考的阶段，而她日语一句不会，家长强烈要求留一级补习日语，于是进入了初二3班。她黑黝黝的圆脸上架着一副较深度的近视眼镜，一双大眼睛躲在镜片后面怯生生地望着周围的老师和同学，除了跟我用中文小声说两句，对于日本老师的问话她几乎都听不懂，呆呆地望着老师不说一句话。一对一学习基础日语的教室是在相谈室里，先从五十音图学起，但是思琪很难记住平假名，我让她反复读反复写，并利用单词卡片帮助记忆，再介绍一些校规礼节，午餐“给食”的领受程序，大扫除的顺序等等，日本中学对每一节课每一个活动的安排都极其细致，这对于张琪仿佛刚进入小学一年级，一切从头开始学起，她压力很大，情绪膨胀。
“中国早就没有录像带了，我们看碟片，比日本先进！”张琪看到相谈室的书架上排列着的教育录像带突然对我说道，“因为日本的录像机普及较早，所以这些录像带还在使用。而中国在录像机普及之前就生产了大量碟片，甚至很多盗版，这是两个国家发展的进程不同。”我也离开了课题，认真地回答了张琪的问题。
日语在补习，进展却缓慢。“日本有什么好！房间小小的，饭店破破的。”张琪又发泄了，狭山是一座城乡结合的小市，上学经过的道路都是老街老店，都很陈旧。张琪来日本之前的想象与目前周围的环境相差太大了，她想念哈尔滨，想念那里的同学亲友，她不喜欢学习日语。而我在教她的时候也时而走神，脑海里浮现出曾经的华师大附中的学生，他们的学习能力实在太强了！从来没有让我反复补习的回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