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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京会:《两片嫩叶》
日期: 18年08月2期 阅读: 182

1922年12月,在日留学的郭沫若曾受大阪“朝日新闻”之约,用日语撰写了题为《两片嫩叶》的文章,阐述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在中日两国文化中的存在,预示中国、日本两国新的文化进程。文章发表于1923年元旦,并在元月二日连载。
这一年,是日本的大正十一年,也是孔子逝世2400年。
日本文化界为纪念孔子,特别邀请郭沫若这位九州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前夕的中国留学生、当时已开始崭露头角的中国新文学代表撰写了阐述中国传统文化、纪念孔子的文章。日本的“斯文会”还特别出版了《孔夫子追远纪念号》,汇集了不少日本尊孔派关于孔子及儒学的文章。
“斯文会”原为公家的明治维新第20位(2018年电视调查)最人气名人岩库具视创办的,学会名称则取自孔子《论语》的《子罕》篇中《斯之文》一句的“斯文学会”。1918年转变为公益团体“斯文会”,并延用最初的主办孔子祭奠仪式、开展孔子学说研讨会的主题。
郭沫若在《朝日新闻》上发表的《两片嫩叶》,嫩叶之印象则似乎来自日本最早的著书《古事记》开篇中描写“嫩叶的萌动”。但直接的理解应是老树发新芽吧!这篇文章经郭沫若的好友成仿吾翻译,中文版以《中国文化之传统精神》为题发表在1921年郭沫若一同创办的“创造社”刊物《创造周报》上。
1922年是日本大正十一年,日本社会已经历了从19世纪六十年代起的明治维新,社会经过了现代与传统、西洋与东洋文化的冲突和兼容。经过福泽谕吉、伊藤博文等一代明治文化精英的比较和选择,日本社会采用了西方人文主义文化代替古来治国安邦主流思想的“天下为公”“民为邦本”儒家思想。成功地从封建文明社会初步转变为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社会。社会的新政治经济体制逐渐趋于安定,日本的文化思想重新展示了对传统文化的包容性。
福泽谕吉作为日本思想启蒙家,同时还是个精通儒学的汉学家。他亲身考察了欧洲列强现代化发展进程,对于欧洲各国工业生产的高度发展结果大为震惊后,理智地主张日本全面接受西方现代文化,摒弃传统的儒教观念。但他也首先肯定了儒学对于日本古代发展的指导意义。他说:“把我国人民从野蛮世界中拯救出来,引导到今天这样的文明境界,这不能不归功于佛教和儒教。”
这是福泽谕吉对事物具有一分为二的客观,讲出这个实际上让中国人感情上难以接受的儒学过时说。但他进一步作出结论,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孔子是最后一位圣人,他说“汉儒是从尧、舜传到禹、汤、文、武、周公到孔子,孔子之后,圣人就断了种。”几乎就把秦之后的中国各朝代的治国君主、英雄贤人都打入了差不多仅算群魔乱舞、无甚价值的评价中。
其实唐代之后才出现了日本与中国大量的国、佛、民间的交流。但日本社会自古以来是由原始部落文化、神道文化与儒教、道教、佛教文化融合而成的,它的发展完全是个不断地吸收新的外部先进文化并加之完善的过程。
日本社会善于接受、吸收新的外来的东西,因有一部分社会精英勇于承担起了筛选外部优秀的文化系列并谨慎耐心地推荐给日本社会的重责,使日本社会任何时候都不全面盲从外部。另一方面,日本社会并不驱逐对传统文化的执着情结,另有一部分社会力量对传统文化坚持,而民众则得以享受着新风拂面的温馨与旧歌新曲、美好事物集大成于一体的自慢。

不管是新的外来文化,还是旧的传统文化,历史上的日本每当在确定自己的取舍之时,来自日本社会极端思潮的声音也会出现,但很快社会整体就会矫枉过正。新的旧的、方的圆的、东方的西方的、中式的洋式的、左的右的,只要是好的都会留下来,成为一个综合的日本制式。
 从根本上这也不能不说正是来自理想的孔孟中庸之道及佛教的渗透影响。我曾经在一篇拙文中提到源、平大战后,胜者的统治者、源家曾到尼庵探望败者的平家残存,这在另一种意义上也算是颇具代表性的一幕。
 与之相反,五四新文化运动后的中国社会,主张新文化运动的文化界同样摈弃中国的传统文化,却是弃之如敝履,非要全面捣毁不可。对孔子倡导的儒家文化社会上下一派口诛笔伐、势不两立之势,将原属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儒家思想文化彻底否定了。
 这种摧毁式的转变方式应上溯秦始皇统一中国时的焚书坑儒。秦始皇出于害怕原各小国的文化思想危及他统一中国大业,不由分说把带有思想表现的书籍统统焚毁,首当其冲的是孔子的儒教学说。直到汉代才确立了儒教为治国安邦思想。
 但秦始皇这种短视作法不仅导致了秦王朝的短命,并给中国后来的统治者留下了一个为巩固统治或开创新局面时动不动就彻底烧毁前有历史文化的后遗症。
 郭沫若的《两片嫩叶》虽然诞生在纪念中国的圣人孔子的祭奠中,却是在异国他乡日本,因为这个日本和中国如同一棵大树上的两片叶子一样,沿袭了同一传统的文化。
 这在国内新文化运动中确是不合潮流的异音。“五四”时期,恰好郭沫若在日本留学,他一方面感受日本在明治之后日渐成熟的来自欧美文化影响的资本主义氛围,同时无时无刻地感受到日本这个异国他乡里,处处都渗透着中国历史上传统的古色古韵。
 这使从小对庄子等先秦百家颇感兴趣的郭沫若不顾来日本留学原为在东洋日本学习掌握最新的先进医术,以了实业救国之愿,却在异国他乡燃起了对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探究之心。
写《两片嫩叶》前,郭沫若写出了《我国思想之澎湃城》、又在与田汉、宗白华之间的通信(三叶集)中大唱孔子的赞歌,并与后来赴德学习美学的宗白华讨论中国与德国文化间的差异,写下《论中德文化书》,另外写出一篇《伟大的精神生活者王阳明》。
 在这些文章中,新诗、新文化的代表者郭沫若一直发出着与中国新文化众先锋号手截然不同的旋律。在“打倒孔家店”的中国新文化旗帜中,唯有郭沫若这一面旗上写着“我看孔子同歌德他们真可是算是“人中的至人”了。他们的灵肉两方面都发展到了完美的地位。”
郭沫若与王阳明在来日留学初期的1915年,在东京神保町不期而遇。此时王阳明学说在日本已形成一整套“阳明学”。明治维新前的德川幕府时代,在野势力的皇室、公家十分信奉“阳明学”。幕府则依靠朱熹的理学作为统治管理社会的理论依据。明治维新前的各地方藩根据自己的主张在自己的藩校中使用着不同的汉学教材。郭沫若遇到并视为珍宝的恰是旧藩校的教材书。
 当郭沫若留学时期穷于手头缺少中国古典文化书籍时,曾写信给乐山家里,请自己的弟弟代为抄写寄到日本。1917年5月的信中:“家中有“困学纪闻”一书,请元弟讲其中庄子一部分抄示我,为望!”7月的信中则写到:“元弟抄来诸子间评一节已收到”。“尚书”等古书更是请家里寄到日本的。
 在20几岁的年龄,徜徉在东洋及西洋异文化中,这激起郭沫若比以往更为关注祖国命运、时刻准备投身于救国之路的爱国之心。
 他对古人之哲理的思考论证源于此时,并在大量著述同时还翻译了大量的德文、英文、日文的哲学及文学著书。这个时期对古今洋中、传统与现代的丰富的思考,对孔子等先秦百家的肯定及欣赏成为多年后因避难再渡东瀛时,在人身不自由的困境中,埋头于甲骨文等中国远古时代文化研究的伏笔,郭沫若成功地取得了在十年中写出九篇历史研究巨著的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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