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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端全球化!从曼谷到广州 一个黑人的搬家史
日期: 2018/06/03 10:18

 

新闻来源: 腾讯   

  


54 岁的 Mustapha Dieng 是最早进驻广州的塞内加尔人,他已经在这里生活了 15 年。

Dieng 的墙上挂着两面钟,一面显示东八区的中国时间,另一面与零时区的塞内加尔同步。

按照他的说法,来得早“正赶上了好时候”,签证政策还很宽松,无数的批发市场里供应着你能想到的几乎一切东西,价钱也很便宜。那时的中国人对平生第一次见到的非洲人还有着友善的好奇,Dieng 记得有人毫不顾忌地问他是不是穷得“活不下去了”才来的中国。


法语是塞内加尔人之间的通用语言,除了那些刚来不久的新人,Dieng 和同伴都会讲流利的英文。他们从来说不准时态变化,也拒绝复杂句式,但它有效。

最初 Dieng 是在泰国的咖啡厅打工时学的英文,曼谷是来广州前他的上一站,他在那里生活了四年。真正“熟练掌握”这门有效的语言则是在广州,在批发市场日复一日的讨价还价里,也在街头和出租车司机的争吵中。

靠着盗版的 Nike,他赚到了第一桶金。接着把这里的廉价商品统统打包,寄回塞内加尔。

2008 年 Dieng 为公司拍摄了一个时长 9 分钟的宣传片,镜头一一扫过样品间里陈列的货品,地上堆的有音响、电风扇、卫星电视接收器。墙上的玻璃展柜,婴儿纸尿裤的旁边一格是洗发水,另一格又成了手电筒。这个样品间像是一个乱序版本的超市,摆放并不讲究什么章法,“全”成了 Dieng 最得意的部分。“十年过去了,每一件我都能告诉你它的生产厂家在哪里,当然,有的厂家已经没了。”

为了搭配同一年的北京奥运会,他自己选择了配乐,一首重复播放的 Olympic Dreams。

但那一年也成了他外贸生意的顶点,北京奥运会之后,政府开始打击盗版。再后来有了阿里巴巴,外贸受到冲击。几年后,这个样品间收铺。

这几年的外贸不大景气,但 Dieng 转型成功,成了物流代理,拥有一个 3000 平米的仓库,帮其他外贸商解决物流问题。

Dieng 在广州搬了几次家,搬来搬去都绕不开小北。大部分时间在同一栋楼里打转,那是位于小北西侧的天秀大厦,1997 年竣工。Dieng 和太太入住时还很新。公寓不光是他的住所,也是他办公、会客和堆货的地方。

用了不到三年时间,他从位于中层的一间小公寓,换到了顶楼最大的一套公寓,有跃层,视野更开阔。客厅里可以堆更多的样品,沙发上可以坐更多的塞内加尔同乡。

晚了十年才到达广州的年轻人们没有他当初的运气,东西贵了不少,签证也越来越难拿到。这座城市有了门槛,还越来越高。

4 月底的一个午后,我在 Dieng 的办公室见到了他,1.9 米的魁梧身材,白衬衫、黑西装。他解释这套正式装束是为了广交会,平日的广州太热,商人们更习惯的装饰是衬衫或是 Polo 衫。

相比 2003 年他初入广州参加的第一场,这两年的广交会有些冷清。

以下是他的口述:




广州街头的非洲人(摄 / 李东)

  2000 年,“人人都想离开非洲”

刚来广州那年,我在批发市场里碰到一个中国人,他很直接地问我,是不是非洲太穷了活不下去才来的中国。我不觉得被冒犯,反而很有趣。那是在 2003 年,我猜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活生生的黑人,他还用手摸了摸我的胳膊,但他的眼神并没有让我觉得不舒服。

我让中国同事帮忙翻译:“如果太穷了,我是怎么来的中国?谁给我买的机票?”

在非洲,能坐得起飞机的基本都算是中产了。我父亲是个公务员,母亲没有工作,我有 6 个兄弟和 4 个妹妹——这在当时很正常,现在在非洲,家的规模已经小了很多,一家通常会有四五个孩子。

我们住在达喀尔市中心的一个大房子里,300 平米,两层楼。除了我们还有一些亲戚,这里的“常住人口”差不多有 20 个。

很早我就被送去摩洛哥读军校,毕业后回到塞内加尔,在空军做了几年工程兵。1998 年我 34 岁,从部队退伍。

2000 年前后,塞内加尔有一阵出国热,人人都想离开非洲。当时的国内环境很不好,物价飞涨,生活变得困难。有条件的家庭都会让大一点的孩子去海外谋生,赚到了钱寄回家贴补家用。

我想找一份航空公司的工作,但学历不够,试着申请了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一些学校,但都石沉大海。

很多人都和我有类似的想法,管不了那么多,先出去了再说。

澳洲去不了,那就先去亚洲。我带了一笔钱,差不多两万人民币,兴冲冲地飞去了泰国,想着一边打工挣钱,一边继续申请签证和学校。但很快就发现签证远远比我想象得要复杂。

当时的两万块很多了,但很快你就发现花起来更快。我在曼谷的酒店住了一个礼拜,很快搬出来和朋友找了一间公寓,很小,我们需要挤在同一张床上,1.4 米宽。

那一阵网络咖啡厅(Internet Cafe)刚开始流行,我找了一间做起了服务生,老板刚好就是个澳大利亚人。他很奇怪为什么我执着于澳洲,按照他的说法,移民很难在那里找到工作,即便你找到了,每个月的工资也需要扣除大量的税费。他劝我不如留在曼谷。

那时已经有很多非洲人在曼谷做生意了,还有很多和我一样被出国热冲昏了头的年轻人,大家都想着以曼谷为跳板,跳去香港、美国或是欧洲。但大多数人也和我一样,被复杂的签证程序难住了。

我给自己找了个活,帮他们申请签证,虽然我自己都没办下来。但也开始帮人填表,每天领着人去大使馆排队。

那几年,客人们太多了,挣钱很容易。每个人我收费差不多 100 块人民币。最忙的时候,一天下来我可以帮 10 个人做好签证,饭也顾不上吃。




一位来自喀麦隆的时事评论人,2012 年受“淘金热”的鼓动,辞去工作来到广州找寻机会(摄 / 李东)

后来,我开始跟着一些塞内加尔同乡学做外贸生意,把衣服、首饰运回老家。批发市场就是最好的课堂,但你也要做好准备随时“交学费”。

我还记得我的第一个大客户,一个塞内加尔的女士,她从曼谷进口珠宝。我的工作就是帮她拎包,在市场里挑选合适的货、砍价,以及找合适的物流公司空运。一天,我们在一家店里看货,我放下包和店主看货样,没过几分钟,转过身来,包已经不见了,那里面有一批价值 5 万人民币的珠宝。

那是在 2000 年,我刚刚结婚不久。之前还盘算着做完这一单,赚到的佣金可以寄一些回塞内加尔给爸爸妈妈,转眼间我就要自掏腰包赔上这 5 万。当时的批发市场不像今天,没有监控探头,曼谷的警察也帮不到你。那笔钱我之前存了差不多两年,不知道端了多少盘子,填了多少份申请表。

但也没时间觉得悲伤,很快,下一个客人又来了。

我在曼谷住了四年,慢慢地,你发现市场上所有货的产地都成了中国。一个马里的朋友先我一步去了广州,回来时他很兴奋,那里太棒了!他告诉我,同样的东西,广州的价钱只有曼谷的一半。

2003 年广交会,我第一次去了广州。




2004 年前,随着城市扩张,位于白云山西面的旧白云机场已经成了市区,常能见到飞机“贴着大楼”飞过的奇景。与它类似,更著名的是香港曾经的启德机场。图为飞机飞过环市路(图 / Sina)

  天秀大厦

2003 年,我的飞机降落在老白云机场,不是今天靠近花都的那个新机场。那种震撼你可能没法想象,站在大街上一抬头就能看到飞机,离你那么近,简直太现代化了。

我在广交会上认识了我的第一个员工,一个来自河南的年轻女士,她用英文和我介绍牛仔裤的布料、价格、物流等等细节。当我决定从曼谷搬来广州时,第一个就想到了她。

我在酒店住了两个礼拜,她帮我租下了小北天秀大厦的一间公寓——要在广州常驻,酒店不划算,也不方便。我带着太太和在曼谷出生的大儿子住了进来,两室一厅,差不多 70 平。

它是我的家,我的办公室,我的样品间,也是我的会客厅。

我和家人们住在主卧,次卧是我办公的地方,我想把它整理好,但总是没办法,经常乱糟糟的。客厅里堆满了样品,T-shirt、牛仔裤、女鞋、运动服……

我算是最早在广州留下来的塞内加尔人,很多同乡们来广州的第一站就是我的家,他们可以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看货,我儿子就在大人们的腿之间跑来跑去。

还有一个差不多 6 平方米的阳台,我在那里放了一张桌子,两个中国员工就在阳台上办公。那时候一个月的租金差不多 1500 块,和今天比太便宜了。

流程差不多是这样,大的订单供应商会直接发货到仓库,如果是小的订单,比如 150 件 T-shirt 或是 200 条牛仔裤,他们会发货到你住的地方。小订单都需要这样“中转”一下,我们要把从不同供应商那儿淘来的东西整理好,再找物流公司。

天秀大厦的三栋楼围合出了一个天井,随着不断涌入的非洲人,几乎所有的货车都在这里卸货。我们需要检查一遍货,确认没问题就用行李箱、编织袋装起来运上楼。

天秀大厦的电梯有点“可怜”(poor),除了作为写字楼的 B 栋,A、C 两栋原本只是为了住人,但很多非洲人都和我一样把家当作办公室和会客厅,客梯也就成了我们的货梯。

我住的 A 栋原本有两个电梯,一个经常出问题,爬到 20 楼就“不愿意”再上去了,住在高层的人只能把货拖出来,自己扛上楼。剩下一个好的电梯,但人太多了,你经常感觉永远也等不到它。




竣工于 1997 年的天秀大厦曾是当时的高档小区。两侧的 A、C 两栋为住宅,中间有着玻璃幕墙的 B 栋为商用,底层是格子铺,高层为写字楼。如今,这里居住了大量非洲商人,许多人和 Dieng 一样把家当作办公室和样品间。(图 / 腾讯大家)

电梯很小,有的中国人很热情会和你打招呼,也有的人,你感觉过去八年几乎每天都能碰到,但你们从来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

最开始我住在 15 层,周围都是中国人。邻居们都很友好,我的大儿子经常和中国孩子玩在一起。

但上个月,一个同乡在天秀碰到了非常“刻薄”(mean)的邻居,不让她在自己家里煮饭,投诉“非洲菜”气味太大。那个邻居扬言要报警,让警察带走她这个“非法滞留者”。之前有非洲人为了方便在居民楼里开起了餐厅,卖本国的食物,(居民楼的建筑标准、排风条件等并不适合开餐厅)它们确实气味太大遭到过不少投诉。

但我的朋友有合法的身份,她告诉邻居请他报警,希望警察能告诉他,在家煮饭是她的“人权”。她问我,为什么那些在达喀尔的中国人不会遇到这种状况?不会被当街拦下,或是半夜敲门检查证件。

这和 2003 年我刚来时人们要摸你皮肤的那种好奇不大一样了,有人变得友好,但也有的人,你从他们的眼神里就能看出他们在想什么。地铁里、大街上或是电梯里,总有人在你经过的时候捂住鼻子。

人们对非洲人的印象有时候来自一些“坏的非洲人”,中国人不会区分塞内加尔还是尼日利亚,黑皮肤的都是非洲人,所以一旦有人作出什么不正当的行为,大家都会觉得,所有非洲人都是一样的。




一个安哥拉商人会找小北街头的裁缝铺借工具缝补衣服,老板娘每次收他 10 块钱的材料费。(摄 / 李东)

  “2008 年前,那是黄金时代”

我住进天秀大厦的那个“半家半公司”没多久,SARS 就来了。差不多有半年的时间,没有一个客人上门,我们甚至考虑过干脆关门。但在 2004 年一次斋月结束,大批人又涌了进来。

外贸生意最好的时候也就是在那时候,直到 2008 年以前。我的生意很快扩张,家也从 70 平的 15 层换到了 29 楼,那是天秀大厦最大的一套公寓,一百多平,有跃层。一楼是我的卧室和办公室,整个二楼都是我的样品间。

那时几乎是一周 7 天,每周 24 小时都在工作。从早上 10 点开始就有客人上门看货,我们需要把大门打开,不然一直会有人来敲门。除了看货,人们也喜欢在沙发上聊天,午饭或是晚饭,我太太会招待大家在这里一起吃。

很快我在不远处的怡东大厦租下了一间很大的办公室,有一个面积很大的样品间,客人们甚至不需要去市场。在我这里,他们就可以直接找到想要的一切,从婴儿纸尿裤、爽身粉、洗发水、运动服装,到电风扇、卫星电视接收器、收音机、音响和彩色电视,那时还没有超薄电视。

我还自己设计印刷了我们的商品目录。你想要什么,我这里都能找得到。我知道哪里的货便宜又好,可以帮你联系厂家,也可以陪你直接去工厂里看。

销量最好的是牛仔裤和 T-shirt。2003 年以前,塞内加尔的牛仔裤主要从美国和摩洛哥进口,在那之后,全是中国制造。有的客人们会一次性下单几千件。最火的两年,可以说我认识的一些工厂只接我的单,只为我的客人们生产。

前几年,新流行起来的货是瓷砖,工厂在佛山。

我还记得在我小时候,差不多四五十年前,人们会直接把地毯铺在地上席地而坐。十年前,达喀尔的有钱人最开始用起了瓷砖。现在,它变得越来越大众,在很远的农村你也看得到佛山运过去的瓷砖。

不仅塞内加尔,很多非洲人的建材都来自广州。可以说,除了水泥混凝土,人们造房子的几乎一切“零件”都是这里的,一扇门、一块吊顶、一片地砖。

最近世界杯要开幕了,商人们很早就从广州运了超薄电视回去,销量很旺。塞内加尔人很喜欢足球,同样热销的还有足球鞋和运动服。

很多非洲人觉得,生意不好做是这几年的事情,因为签证政策越来越紧,也因为货越来越贵。但我觉得其实更早,2008 年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就开始打击盗版。还有就是阿里巴巴。

2008 年以前,那是黄金时代。

如果说 2000 年非洲人都想去欧洲,那几年,更多年轻人涌入了广州。

我的家里、办公室里总是坐着一些年轻人,和我当初一样,他们兴冲冲地辞掉了老家的工作,想来广州大赚一笔,但他们毫无经验。有的以前是裁缝,有的是老师。早年生意太好做,人们以为赚钱就像是从树上摘果子一样容易。老人们会告诉年轻人,去中国吧,去那里闯一闯。




2012 年,摄影师李东跟拍了他当时的邻居,来自苏丹的莫利。听说李东要给他拍照,莫利翻出箱子里一件皱巴巴的驼毛长袍,那是临行前母亲为它缝制的,用料珍贵。但母亲和他从没想到广州的湿热天气,来了之后他就再没穿过。莫利坚持要穿着这件长袍拍一张“认证照”,寄回苏丹。(摄 / 李东)




莫利坐在出租屋里发呆(摄 / 李东)




两个月签证期满,在广州没什么收获的莫利只能回到苏丹。“黄金时代”的那几年,小北常能见到这样来去匆匆的年轻人,几个月时间由意气风发变得消沉。(摄 / 李东)

五年前,还有很多新人过来,他们不知道从何做起。我会陪他们去市场,或是让同事带他们去见客户,市场是最好的课堂。这几年新人们变少了。

那也是小北最混乱的时候。有一次我从办公室走回家,路上给塞内加尔打电话,突然一个维吾尔族人骑着摩托车擦着我的肩膀飞过去,抢走了我的手机。我的胳膊和脸都受了伤,太太还等在电话的那一头,但电话已经跟着那辆摩托车迅速消失在人流里。

还有一次我和同事去批发市场,我把包放在一个店家的沙发上,没过几分钟,刚想从包里找一个商品目录,拿起来的时候觉得包比来时轻了很多——之前我刚去银行取了钱,可能出了银行就被盯上了。同事眼尖,看到有个人神色慌张,走得很快,还偷偷向我们看,我们喊了一声,他跑了起来,最后被市场里的人拦住了。

批发市场的人也很珍惜维护自己的秩序,如果小偷太多,没有人会来这里买东西。那天我们去警察局做了笔录,下午两点一直到晚上七点,五个小时,写了无数份说明,被问了无数个问题。幸运的是,虽然最后我们已经精疲力竭,但还是拿回了钱。

现在的小北已经很安全了。上个月在宝汉直街,一个警察拍拍我肩膀,让我把包背到前面去。我不觉得这是坏事,年轻人可能会觉得小北变得有些“无趣”,但只要我有合法的身份,遵守规则就可以在这里安心做生意。

当然,“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越来越少的年轻人们出现在广州。去年,签证程序有了变化,人们需要提供学历证明。据说,学历越高的人被允许逗留的时间就会越长,一些低学历的人只能短期停留,甚至被拒发签证。对年轻人而言,这座城市的门槛变高了。




小北房屋中介前的非洲人,2014 年后,小北的租赁市场也被整顿,为了打击逾期滞留者,许多房子只允许租给有长期逗留签证的留学生。(摄 / 李东)

“在这些工厂里,我看到了中国是如何发家的”

过去几年,爆米花机在塞内加尔非常流行。我们国家的失业率很高,在达喀尔之外的城市和农村更是如此。人们会给老家的姐姐寄一台爆米花机,她可以在学校附近摆摊赚钱。

这让我想起我自己。刚到广州那几年,除了把赚到的钱寄回家,我还寄了一些货给他们。有个表弟在加拿大,我寄了差不多价值 1000 人民币的女鞋,他想办法卖掉,据说赚到了 2000 块。

三年前,一个年轻人找到我。他原本是个木匠,在达喀尔有个作坊卖自己做的桌子、椅子,也是被家人鼓动来中国淘金。

我带他去了家具城,那里什么样的东西都有。他有些震撼,兴奋地拿回了一大叠商品目录。但等回到我办公室,一坐下来又变得很沮丧。

为什么?同样一张桌子,在广州你可以选择不同的样式、尺寸、装饰、颜色,价格还很便宜,而他做的东西都很简单,价格也不占优势,甚至比广州运过去的到岸价格还要贵。

他是家里的长子,爸爸已经退休,妈妈没有工作,年轻的弟弟妹妹还要读书。留在广州他可以赚更多。回去做木匠挣的钱自然不如做外贸。很多塞内加尔人都有这样的压力,我的中国朋友告诉我,你们也曾经这样,一个人要撑起一个家。

我鼓励他学习图册里别人的设计。很快签证到期,他就回去了。在那之后,我们再也没有遇到过,不知道后来他有没有做成功。虽然都是塞内加尔人,但你知道,这可能就是你们这辈子唯一的一次相遇。

我去工厂看货,也能看到这些东西是怎么生产出来的。有一次,我和同事去了广州市区里一个“家庭工厂”(family factory),人们在那里缝制书包。很小的房间,机器、工作台、书包堆得满满,机器声音很大,小朋友就在旁边做作业。同事说那里是广州的城中村。

看到这些你会想,是不是我们也可以。既然中国就是从这些小的制造业里发家,为什么我们不行?




广州大学建筑与城规学院的许志强曾研究广州城中村里的“住宅工厂”,图为一间住宅工厂的剖面图,居住和工厂生产集中在同一空间内。但近些年,这样的住宅工厂越来越少了。(图 / 许志强)

前两年,一个朋友在广州买了几台生产薯条的机器回去,现在你能在达喀尔的一些杂货铺和便利店里看到他生产的薯条。

还有一个朋友原本就有自己的服装厂,过去几年,他每年都要来广州待上一两个月,走的时候带回大包大包的花样,他可以把这些装饰性的花样缝制在布料上。三年前,他干脆买了一台机器,开始在塞内加尔自己设计生产。现在他还是会来广州,但目的已经不再是买便宜东西,而是来“考察”(research),看看市场上有什么新东西。听说他的生意很不错。

这比单纯的便宜买进高价卖出赚差价有意义。前几年我还和太太商量,是不是回塞内加尔开一间工厂。但事情不像我和你说的这么简单,你需要向银行贷款,需要找政府借土地来建厂。如果一切像中国这么方便,就不会出现我们那样的情况,非洲有的是木头,但连牙签都需要从中国进口。

还有政治,我们国家的问题就是这样,永远要和官僚周旋。年轻人们都希望做公务员,稳定又赚钱。

不再便宜的“中国制造”

这几年,东西越来越贵了。

供应商说,这是因为工厂招不到工人,工资越来越高。

如果只有一个人这么说,你可以怀疑,这是借口,他不过是想加价。但当所有人都在说同样的事情,你知道,“中国制造”不再便宜了。特别是在春节之后,客户很难按期拿到货,工厂告诉我们,过完春节,没有工人愿意回来开工。

我们总想跳过中间商,直接从生产者手里拿货,但现在生产者的价格也不再便宜了。我同事告诉我,很多城中村里的家庭工厂也随着政府的打击关闭了。有的工厂去了中国其他城市,有的去了越南。

我现在的生意里,外贸赚到的钱已经很少了,稳定的收入来源是做物流代理。虽然这里的外贸几乎要“死”了,但只要你想运东西,总需要有人帮你订集装箱,选择物流。在广州我还有一个 3000 平方米的仓库,算是非洲的物流代理里最大的了。

我们还有了新的竞争者,现在塞内加尔有了很多中国人,专门做瓷砖生意。以前他们是我们的供应商,当他们发现瓷砖生意这么好赚,就开始自己干了。

我们还在广州等着塞内加尔的客人们上门,结果广州和佛山的商人们已经先我们一步“回到”了塞内加尔。




宝汉直街路口,推着摩拜的非洲人(摄 / 李东)

  孩子

  去年我已经从天秀大厦搬出来了,现在住在不远处的淘金,一个三居室。走到办公室也就 10 分钟。我太太和四个孩子现在都回到了塞内加尔。

我的大儿子和女儿在广州读了五年书,从幼儿园读到了小学,那是一间法语学校,他们的同学大多数是法国人、法语区的非洲人,还有一些中国孩子,我也很奇怪,为什么中国小孩要上法语学校?

有一次,女儿告诉我,学校里有人对她说了很难听的词,她很难过。我告诉她,要相信你自己,别人决定不了你是谁。但总体上,我觉得小孩的世界还是很简单,大人就复杂多了。比方说广州的出租车,很多司机不愿意载非洲人,即便让你上车,也不愿意按计价器收费。你在环市中路和批发市场的门口,总能看到人们和司机吵架。

我的第三个孩子就是在广州出生的,2011 年。当时有朋友劝我去香港生产,据说当时内地流行去香港生小孩。我不是很了解,最后也没去成。我们就在广州找了一家公立医院,过程顺利地有些出乎意料。

但在中国读书实在是太贵了,一个人一年的学费就要一万美金(法语学校)。我把他们送回塞内加尔,他们很不乐意,担心交到的朋友会忘了自己。现在每年假期他们会来广州住一两个月,回到塞内加尔用 QQ 和微信和这里的朋友们聊天。

在塞内加尔,我把两个大孩子送去一个大学的孔子学校里学中文,每周两次。即便未来他们不来中国,我还是觉得中文很重要。我自己就有点后悔,早年我的中国同事们太厉害了,把我“照顾得太好”,没什么机会学中文,除了“你好”,我只会说很少的词,另一个是“麻烦”。

现在我的大儿子刚上高中,最小的孩子才几岁,他们不太想做生意,一会儿说想做工程师,一会儿说想做医生。讨论他们的未来还太早了,好好读书,我和太太有个共识,这几年我们生活的重心就在他们身上。

我没怎么想过“成功”这个问题,生意人的“成功”总是有一堆变数。

刚来广州那几年,我觉得怡东大厦那间大型的样品间就算是成功吧,除了留出人走的位置,其余塞得满满当当。样品间的一件东西复制成几千件,漂洋过海运回塞内加尔。后来那个样品间也就没了,有了阿里巴巴、whatsapp 和微信,这些都没必要了。

这几年物流代理做得不错,那么大的仓库也算是成功吧。可能对那些刚来不久的年轻人们,赚够钱留下来就很不容易了。

但谁也说不好下一站是哪里,什么时候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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