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报》第106期 艺术财富

【编者按】近年来，来自日本古董市场的消息越来越多地传入国内，中国古董频频上拍，吸引着满世界搜罗中国古董的中国买家抱着“花小钱、办大事”的心态，成群结队涌进日本。但经过数年的淘洗，原本守旧排外且规模不大的日本古董市场虽然被中国“唤醒”，真正优质的中国古董却正变得奇货可居。今年春拍，在纽约亮相的藤田美术馆以及“临宇山人”的藏品拍卖，证实了日本还拥有更多值得收藏或投资的中国古董，可此类宝物真的能够在古董市场或者某位藏家的变卖物品清单上轻松寻得么？毕竟，无论日本还是欧洲，中国古董并非取之不尽，当造假事件浮出水面，中国藏家又该如何应对？

2018 年春拍，日本“临宇山人”藏北宋定窑黑釉鹧鸪斑碗在纽约以人民币 2180 万元成交

相较于在日本本土古董、现当代艺术领域尚有涉猎的伊斯特、美协、横滨、关西等拍卖公司，东京中央的经营模式显得更加“决绝”，拍卖行选择了中国古董艺术品作为其唯一征集拍卖的板块，这让它自2010年8月创办以来在中国的知名度日益提升。

3月20日下午，东京中央拍卖行结束了历时5天的2018年春拍。其中，乾隆作品《梅兰双清图》拔得头筹，以9200万日元成交，约合人民币548万元。此前备受关注的沈石友旧藏吴昌硕书铭端石鱼戏砚以7130万日元的高价易手，约合人民币426万元，位列第二位。排名第三位的拍品为明代画家张瑞图的行草书法《白纻歌卷》，它以5865万日元成交，约合人民币349万元。此外，一尊明永乐铜鎏金文殊菩萨坐像和一对清代紫檀嵌黄杨花台，均以人民币315.9万元的价格成交。在4月16日至24日，日本美协、横滨、伊斯特拍卖将悉数举槌，更多的中国古董即将上拍。

明永乐铜鎏金文殊菩萨坐像

日本拍卖行为何安排了大量中国古董上拍？现场大部分买家的身份证实了日本市场的选择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据国内外多家媒体报道，在东京等地举办的古董拍卖会参会者多是中国人，很多人是国内藏家的代理经纪人，专门赴日“抢”古董。很多人甚至是跟随由旅行社组织的专门针对艺术品拍卖的旅游团。这其中甚至包括对在中日之间常来常往、驾轻就熟的古董商人。在拍卖旺季，一些旅行社甚至放弃挣旅客钱的打算，指望通过他们在拍卖行、古董店里的大方出手，从而收取拍卖行等商家给予的返利。

这一番热闹景象已经持续了近10年时间，日本也获得了“中国古董沉睡的宝库”的名号。但据关西拍卖行董事张荣介绍，日本古董市场能让中国买家趋之若鹜，是因为其量多价低的市场行情，但这座市场其实也在一点点变化着。

一方面，早年间尚处于弱势地位的日本古董市场在很多外国买家心中产生了“量多价低”的印象，这四个字口口相传，自然转化为日本拍卖行、古董店吸引客源的品牌。如今，在日本竞拍的人群中，中国内地藏家和古董商人占一半以上，珍玩出售量越来越大，古董市场的供求关系已趋于平衡。张荣谈道，为了关西拍卖行，自己每年都会拿出部分藏品送拍，用低调的定价满足客户的捡漏需求。

另一方面，日本藏家普遍惜售，而实力出众的古董买家数量不多。这种局面的僵持不仅导致日本拍卖行难以征集到最上乘的拍品，甚至出现珍品却无法上拍的尴尬，卖家只能向欧美市场寻求帮助。张荣曾征集到一件以1.5亿日元起拍的青铜器，但“因为当时没有足够实力的客源消耗这件拍品，一旦流拍则会对卖家非常不利，最好的方式就是放弃”。像藤田美术馆藏品以及“临宇山人”藏品，均选择在纽约上拍，印证了拥有客户资源和高信誉度的欧美大型拍卖行对于日本藏家、收藏机构的诱惑之大，也让高端拍品的价格陡增变得不可避免。

对日本市场来说，贩卖普通古玩无法攒聚固定、优质的客户群体，仅仅是目前维持“低价”这个噱头的工具。随着精稀古玩开始愈加地流入欧美二级市场，日本藏中国古董“量多”的事实尚未改变，但“价低”的时代却快要终结了。

王蒙作品《泉声松韵图》，著录于《石渠宝笈》，在东京中央的香港专场中以 1.69 亿港元成交

日本藏家眼中对于很多古董的价值考量，与中国收藏群体有很大出入，他们历来重视文房类古玩，而在中国，拍卖行近几年才开始设立工艺品部门，这些拍品此前都被归入“杂项”。但在日本拍卖业，中国古董的销售行情似乎决定了日本艺术品市场能否顺利发展下去。这一市场基调早在百年前就初现端倪。

“近代中国文物流入日本始于19世纪后期”，艺术评论人周文翰曾撰文谈及中国艺术品流失的话题。他认为，清末全世界的探险者悄声抵达中国寻宝，日本就是其中一支重要力量。

据记载，1886年日本古董商人林忠正就曾到香港、上海、天津、北京等地大肆搜罗古董、书画并带到美国销售。20世纪初，山中商会的山中定次郎、好古堂的中村作次郎、茧山龙泉堂的茧山松太郎和茧山顺吉、博文堂的原田悟郎、壶中居的广田松繁等也都纷纷前来中国考察并介入古董生意。1920年前后，在中国从事古董生意的日本人约有50人，人数不多却能在当时的文物倒卖领域只手遮天。他们旅居天津、北京、上海，搜罗宝物卖到日本和美国。这其中，龙泉堂及山中商会的北京分店一直开到1945年。他们除了从北京、上海等地的古董店收购物品外，最大宗的购买均出自其参加的1911年至1924年期间举办的逊清皇室内务府举办的拍卖会。

这段历史造就了日本藏中国古董的大量原始积累。虽然现今日本市场的中国古董资源没有像北美一般捉襟见肘，甚至在高古瓷器、书法艺术品领域还有着未被完全开发的丰厚矿藏。但中国古董宝库并非取之不尽。

日本市场中的中国古代书法作品存量巨大，图为王铎草书《临王献之“忽动·委屈帖”》，在东京中央香港专场拍出 1012 万港元

随着一级市场精品资源逐渐稀释和中国拍卖界的介入，日本古董市场的出货量急剧增加。对很多藏家来说，佳士得、苏富比的门槛高、需求小、筛选严格，征集古董还需60年以上的收藏证明。而嘉德和保利等中国拍卖公司的上拍量大，兼顾高中低档拍品，不需要提供证书。虽然如匡时拍卖董事长董国强所说，为了避税，去日本征集拍品常要背着行李箱将拍品带回国内，但在征集者脚步的循环往复间，越来越多的中国古董回到国内。

更关键的是，经过20世纪劫掠式的文物倒卖，很多日本藏中国古董在市场流通会因为历史和法律原因而使交易受限。2016年被中国国家文物局叫停的横滨拍卖专场是典型案例。

最后，损毁依旧是很多文物躲不过的劫难，日本藏中国古董也存在损耗问题。国立武汉大学的创办人王世杰加价150美元（标价3000美元）从日本大藏家菊池晋二处购得的《寒食帖》，就是1923年9月菊池从自家宝库抢救出来的。当时的日本东京发生地震，菊池家藏的古代名人字画几乎毁坏殆尽。难以想象，在地震多发的日本，易碎瓷器和佛像则需要经历多少大自然的考验呢？ 中国投资催生赝品横行

2012年，瓷器鉴定专家胡智勇曾去伦敦调查了几家国际大拍卖公司的中国瓷器拍品，赝品出镜率平均为10%，有时甚至高达15%，这基本代表了最高等级古董市场的现状。同年，《长江日报》等国内媒体开始披露“中国买家赴日购买古董，回国发现竟然都是赝品”的新闻。一件件中国古董赝品在海外出售的事件逐渐浮出水面。

据记者调查，大部分的日本古玩集市已成了真正的跳蚤市场。有的日本古董商人了解中国买家的心态，每年专程去中国收购一些仿造精良的赝品来糊弄中国买家。虽然当时的日本市场还没有闹出英国拍卖行流出“闭嘴龙”“抓脸龙”（瓷器标为康熙年制，却出现了龙嘴紧闭、龙爪抓向龙脸的纹饰）等笑话式的拍品，但却导致很多早期关注日本市场的藏家慢慢放弃了在日本寻宝的渴望。“赝品遍地走，10多年前还曾关注日本古董市场，但现在基本不在乎，也不了解了。”中国收藏家协会会员蒋成龙谈道。

当然，促成古董圈所谓的“埋雷”手法升级换代的因素，不仅是部分试图守株待兔的日本古董商，更多的是妄图制造“外流古董”赚取利益的中国造假者。“改革开放以后是历史仿制文物的巅峰时代，10多年前高仿古董就是为了卖到国外换取外汇。很多当时卖出去的假货经资本包装后流回国内，得以继续欺骗本土藏家。”周文翰介绍道。

2002年开始在日本开店的华人古董商杨清谈道，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拍卖行业蓬勃兴起，现如今中国及日本、韩国等国家的艺术品市场内，竞争可以用“残酷”来形容。而他在日本从业数年，珍贵的文物几乎必须花高价购买，天上掉馅饼式的“捡漏”从未发生过。这也从一个方面印证了，日本市场中有价值的中国古董收藏已经基本聚拢于社会的富裕阶层，普通市场中几乎无宝可寻了。

现在看来，无论中外市场，古董投资群体的盲目和贪欲催生了赝品横行，大部分的诈骗损失会被转嫁到新晋藏家头上。即便是坂本五郎这样的大古董商也同样会“走眼”，这也许是古董藏家或投资者走向成熟路上的“九九八十一难”，但投资者必须懂得，没有一个市场能够任人予取予求，没有风险，即便是在古董资源丰富的日本。

有实力的日本拍卖行往往会在中国香港设立分公司，证明了日本和中国古董市场之间的联系紧密，也暗示出日本本国古董市场的局限性仍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