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药监局4月16日打破沉默，指令内蒙古食药监局，对卷入舆论恶评的鸿茅药酒加强三方面要求：责令企业解释虚假广告问题，报告不良反应案例；要求内蒙古食药监局不得违规审批广告；加大飞检力度，再有违规将严肃处理，直至吊销药品批发文号。

而在同日答记者问时，国家药监局新闻发言人强调，2004年至2017年，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中，共检索到鸿茅药酒不良反应报告137例。一个更大的进展是，国家药监局已经组织专家，对鸿茅药酒由非处方药转化为处方药进行论证。

乌兰察布市副市长王心宇曾指出，作为纳税大户的鸿茅药业位列2017年当地储备上市的18家中，而且有望两年内在深交所挂牌。考虑到鸿茅药酒正在冲刺上市事宜，国家药监局采取合乎公共利益的举措，也可以为净化股市“消消毒”。

因质疑鸿茅药酒，广州医生谭秦东今年1月份被跨省抓捕，所涉罪名是侵害商誉罪。当《财经》杂志披露鸿茅药酒正在紧锣密鼓准备上市事宜后，舆论自然容易产生联想——当地滥用警权等一切操作很可能是为鸿茅药酒上市“保驾护航”。

本次风波展现了四条线索：一是厂家及内蒙古地方政府合力推动公司上市，这是最新披露；二是抓捕谭医生变成“烫手山芋”，后续如何在司法上处理这个棘手案件；三是舆论激发出对鸿茅药酒的集体声讨；四是国家药监局要对系统内外两个面向做出交代，必须有所作为才行。

对鸿茅药酒来说，谭秦东案、持续恶评的舆论及国家药监局立场都会严重威胁到它能否真的上市。其中，国家药监局的后续做法极为关键，如果鸿茅药酒转化为处方药，按照处方药的广告禁令，就不能在大众媒体上做广告，其广告轰炸的营销模式会破产，缠绕着丑闻的盈利模式会迅速瓦解。

但国家药监局考虑将鸿茅药酒转为处方药，这一工作安排具备扎实的现实基础。一是可以对长期以来谴责鸿茅药酒的舆论作出符合职责的回应，二是挽救系统内部在查处鸿茅药酒时屡遭挫败的士气，要知道，至少25个省市食药监局曾查处鸿茅虚假广告，但最终效果存疑；三是贯彻“新官也要理旧政”的施政要求，拆除内蒙古食药监局与其他省市食药监局的行政壁垒。

所以，无论鸿茅药酒和地方政府关系如何紧密，查办谭秦东医生又如何走到焦头烂额的境地，也不管他们上市的愿望有多么迫切，这是它们地方造成的一堆烂事，已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因为层级管理的原因，有关鸿茅药酒一切腌臜事所凝结成的“大皮球”，现在踢到了国家药监局的脚下。一个思路是，只要将其转化为处方药，即刻药到病除，止息纷争，天下太平。

鸿茅药酒跻身“国药准字”是2002年，2003年进入非处方药名录，这个时间段吻合原国家食药监局局长郑筱萸主政时期。郑筱萸于2007年因受贿罪、玩忽职守罪被判决执行死刑。某种意义上讲，给全国食药监局出难题、又拿它没办法的鸿茅药酒是郑晓萸时代的“不良遗产”，成长为现如今监管对象与补品界的“怪兽”。在大部制改革中新挂牌的国家药监局不能坐视不管了，亟需做出符合民众呼声、合乎公义的实际处置。

当然，吊销批文与转为处方药是国家药监局握在手里的两大“杀手锏”。其中，将鸿茅药酒转化为处方药，既可以在疗效的真实性上不去推翻历史认定，又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抵充地方政府可能施展的内部公关及行政反弹。相较于直接吊销批文，转为处方药尽管属“保守疗法”“休克疗法”，但更温和一点，其影响对内可控，对外获取舆论好评都不在话下。

总之，鸿茅药酒借助地方保护，凭借大肆广告逐步演变为现在的怪模样，并且正在谋划上市的“钱途”，其带病壮大的症结终于到了要被正视与解决的时候了。鸿茅药酒推动跨省抓捕讲真话的医生，掀起舆论巨浪，算是“不作不死”的典型。对于国家药监局来说，面对鸿茅药酒为代表的种种监管领域的乱象，表态严管只是扔了“一只靴子”，我们期待“另一只靴子”尽快落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