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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平英:70年前郭沫若在上海用过的一张名片
日期: 17年09月1期 阅读: 287


作者:郭平英
郭沫若女儿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 馆长

日本郭沫若研究会事务局负责人、九州大学名誉教授岩佐昌暲先生发来电邮,告诉我筑波大学汉语教授大冢秀明先生提供了一张郭沫若的名片。打开附件,眼前果然是父亲名片常用的样式,单面,只印有“郭沫若”三个楷体字,其余均为空白。但是,这张名片的特别之处在于,空白的地方有两行日文,是钢笔写的:
 
小女郭平英(一岁)发高熱を發し. 甚だ勝手ですが,今夜お出でるすれば幸甚です。
郭沫若上,九月六日夜。
中山博士
 
显然这是写给中山博士的便笺,简短,但很客气。按中文信函格式翻译,意思是:
 
中山博士:
小女郭平英(一岁)发高烧。自忖太过随意,但今夜若能出诊,则幸甚。
郭沫若上,九月六日夜。
 
年份应是1947年,地点在上海,信中提到的我“小女郭平英”那时刚满一岁。

意想不到,居然有这样一张父亲的名片和我有关,而当时曾有一位日本医生为我夜间出诊,这事我更是一无所知。

岩佐先生细致周到,为我介绍了中山博士是怎样一个人。中山博士即中山高志,1907年生,神户人,1932年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毕业,1938年在日本同仁会北京医院做内科医生。1943年任同仁会上海仁济医院院长。1945年日本战败后留在上海,继续从事医疗工作,直到1949年2月返回日本。

循着这段简介中出现的“同仁会”的提示,我又查到一些相关的信息:

原来,全面抗战爆发以前在日本流亡的父亲和中山高志博士所参加的“同仁会”是有过文字往来的。同仁会是日本医学界以向中、韩及亚洲诸国普及现代医学和医疗技术为目的的同仁社团,从1902年定名成立,到日本战败后被解散,存续了四十多年的时间。战前,同仁会为了实现其宗旨,和中国留日出身的医学界以及正在日本学医的留学生有着比较密切的联系。在以《同仁》为名的会刊(月刊)上,每一期都刊有与中国相关的文章。《同仁》的作者群中还出现过陶晶孙(陶炽)、郁达夫、田汉等中国作家的名字,而这几位作家中刊登文章次数最多的正是郭沫若。从1930年到1934年,《同仁》翻译刊登过《歧路》《牧羊哀话》《函谷关》《漂流插曲》《鹓鶵》《后悔》《叶罗提之墓》,一共7篇他的小说。杂志最后一次刊登郭沫若的文章是一篇不曾入集的佚文《考史余谈》(1935年第9卷第4号)。此前,杂志译载了一篇署名王伯平批驳郭沫若所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文章,《考史余谈》即针对这篇批驳文章而作,明确地说:《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并非没有任何需要修订的地方,但是王伯平的文章任意捏造书中的观点进行论述,“完全是一心求利不顾其他的做法”。此后,未见郭沫若继续有文章被《同仁》翻译介绍。郭沫若与《同仁》杂志的文字之交就此中断,显然与《同仁》译载王伯平的中伤文章有关。

不过,这只是一段历史的插话,与中山高志博士本人没有直接关联。

1938年中山高志到中国的时候,华北、华东的抗日烽火已在四处燃起。几年后他从北京到上海,担任了上海仁济医院的院长。仁济医院是上海一家很有名的医院,也是上海第一家西医医院。自1844年英国基督教会开办以来,一直有英国人在医院里工作。

1943年2月,东条英机到南京和上海策划“中日两国的真正合作地带”。之后上海的日本占领当局即规定,所有居留在沪的英国、美国等“敌对国家”的侨民须在一个月内迁入不足一平方英里的所谓“人民集合所”,不得自由外出。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没来得及离开上海的外籍医务人员,无一例外地遭遇了被侵华日军关入集中营的命运。也正在这时,仁济医院被日本同仁会的华中支部接手了,中山高志出任了院长。医院里住进越来越多的日本伤兵……

1945年日本战败。作为战败国,日本所有的社团组织,包括同仁会在内,全部被解散。仁济医院重新交还给“仁济医院董事会”。中山高志博士,这位昔日同仁会成员,这位应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医生,不知在仁济医院任职的几年里经历过怎样的矛盾和忧虑。

1945年10月,中美两国在上海共同召开了遣送中国战区日本人返国的联合会议,大规模的遣返日侨的工作随即在上海展开。虹口周边的吴淞路、北四川路、溧阳路一带是日侨最集中的区域,这里被划为日侨集中区,上海日侨管理处就设在溧阳路(旧称狄思威路)1177号。

上海的日侨集中区并非“集中营”。居住在集中区里的日本侨民,白天有足够的时间外出,晚上要回到住地,这既便于对作战人员进行教育和改造,帮助他们认清日本发动战争的侵略本质,也有助于保障这些日侨的生命安全,维持正常的生活。

在半年多时间里,有超过十万计的战俘和日侨从上海被遣送回国。在等待遣返期间,他们亲历了上海民众不念旧恶的宽容,懂得了中华民族是一个怎样坚韧不屈而又与人为善的民族。曾在上海办理战败事务的日本使馆参事官冈崎嘉平太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当他在中国报纸上读到“以德报怨”的提法时,内心深处充满感激。

1946年3月17日,上海的《改造日报》社在《大公报》上刊登了一份对上海日侨进行民意测验的结果。侨民中愿意继续留在中国,促进中日友好的人竟占总数的16%,有2万人之多。5月中旬,上海日侨的遣返工作基本结束,一共遣返了12.4万日本人,1.036万朝鲜人,6千多台湾人。

日侨遣返工作结束后,上海确实有一部分日侨被留用。据《虹口区志》记载,到1949年留在上海的日本人尚有411名。可以断定,中山高志博士正是这411人中的一位。

恰在日侨遣返工作基本完成的1946年5月,我的父母亲带着哥哥姐姐从重庆迁到上海。全家人住在虹口的溧阳路1269号,距离刚刚完成使命的上海日侨管理处(溧阳路1177号)只有几百米。3个月后,我出生了。

然而溧阳路没来得及给我留下任何记忆,由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和高压,在我刚刚咿呀学语的时候,全家便离开这里。1947年的上海,对我来说是一片空白,我只能借助他人的回忆对它有所了解。

剧作家先生讲述了这样一件往事。1947年秋天,国共重开内战的第二年,上海许多进步人士频繁受到国民政府的打压恐吓,不得不潜往香港。于伶接受了中共党组织交给他的任务,护送郭沫若、茅盾从上海去香港。行前在办理检疫注射证明的“打针纸”,购买邮轮船票的时候,于伶突然高烧不退,彻底病倒了。郭沫若得到消息,即刻带了两位日本医生到于伶的住处,为他检查,叮嘱他务必安心治病。经过诊断,于伶所患的是阿米巴肝脓疡,一种即便到现在也不容忽视,很难根治的疾病。于伶肩负的任务不得不改由叶以群先生接替,而于伶本人则在病床上和病魔斗争了近一年,才渐渐康复起来。

当时,随父亲去于伶家的那两位日本医生会包括中山高志博士吗?很有可能。阿米巴肝脓疡属于内科疾病,中山高志正是内科方面的专家。

尽管于伶先生没有提到这两位日本医生的姓名,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便是在战后的上海,父亲结识的日本同仁会成员不止一位。他们愿意在日侨大遣返结束后继续留在中国行医,为战后生活在上海的普通百姓消除病痛。父亲也在自己家人和朋友最急需救治的时候,放心地把他们的健康托付给了这些日本医生。

从父亲七十年前用过的那张名片,到陪同两位日本医生去为于伶先生会诊,我触摸到父亲对这些留在上海的日本医生的坦诚信任和平等相待。这些留在上海的日本医生,也在用他们对疑难病症的审慎态度和恪尽职守的职业习惯,赢得了中国病患的认同。

1946年的7月7日,是卢沟桥事变九周年。这一天,父亲为即将在上海创刊的《日本论坛》写了题为《寄日本文化工作者》的文章。据《日本论坛》的主创人员回忆,这篇文章是根据周恩来的提议,请郭沫若写的。文中有这样两段:

“八年的战争把我们隔绝了,把我们两国的人民情感的交流隔绝了,然而我们站在人民立场的中国文化工作者,时常是怀念着你们同样站在人民立场的日本文化工作者,这怀念一直到今天,不仅没有改变,而且更加增进了。纯真的人民利益是没有国境的,我们在战争当中自然受了迫害,你们在战争当中一定也是受了迫害来的。我们虽然是隔着了战线,事实上是共同着患难的。”

“我们应该彻底的向这些内部的法西斯残余和外来的侵略魔手作毫不容情的战斗。我们再不能采取绥靖的态度,甚至屈服投降的态度了。我们不忍再见中日两国人民陷于殖民地的运命,也不忍再见全世界再来一次大规模的残杀。”

父亲这样的态度,应该不限于对待日本的“文化工作者”。医乃仁术,对于日本那些“不仅要有渊博的学识,而且还要有崇高的道德”的医务工作者来说,父亲的态度是同样的。

七十年过去了,中山高志博士恐怕早已谢世,如果在世,也有110岁了。感谢他七十年前为刚满周岁的我夜间出诊,也感谢他在出诊后保留下父亲的那张名片,给我一个机会串联起一些散落的故事。

中日邦交正常化45年了。45年来中日两国人民和睦相处、互利互惠的成果来之不易,需要特别珍惜。我们不会忘记日本侵略战争给中国、日本以及亚洲各国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同样,我们也不会忘记那些正直的日本朋友为弥合战争创伤所作出的点滴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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