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新闻网
94岁高龄的杜润生。20世纪80年代，杜润生长期担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曾连续5年主持起草了有关农村改革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成为中国推行联产承包制和推动农村经济市场化的著名的一线人物。
中新社北京10月9日电(记者 周锐)9日6时许，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走完了102年的人生历程。杜老的离去引发广泛追思。
杜润生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人物。上世纪80年代，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并连续5年主持起草“中央一号文件”，推广和完善被视为改变农村乃至整个中国命运的家庭承包责任制。
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杜润生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光环”是发掘千里马的伯乐和培养人才的良师。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周其仁、温铁军等都曾是杜润生麾下“大将”。
要理解杜润生以及其所推动的改革对于中国的重要性，首先需要了解这场改革前中国的农村的基本样貌。
“30年前的农村有什么问题，就是农民太穷、农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离谱的贫困与短缺并存。”周其仁回忆说，当时几亿农民财产权利缺乏基本保障，身份自由受到严格限制。这种局面有着经济方面的根源，那就是中国国家工业化需要巨额的资金的积累。于是农业补贴工业的价格“剪刀差”随之出现。
不过，农民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反抗让农产品生产效率极低。周其仁强调，农产品供给的匮乏、农民的贫困以及国内市场的狭窄，成为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而杜润生所推动的包产到户只用了两三年就成为席卷全国的潮流，成为解决问题的钥匙。
虽然被尊称为“农村改革之父”，但杜润生并不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先知先觉的一贯正确”。他强调，中国农村改革尤其要归功于农民自己的创造精神、自发行为。自己不过做了两件事，第一是说服、鼓吹，做了些推动改革的思想工作；二是联系上下内外，淡化矛盾，保证改革顺利、平滑地进行。
周其仁分析说，这场改革有两方面力量，一个是普通人改善生活、发展经济的愿望；另一个是国家机器对底层地方的自发改进和改革的做法，给予合法承认、保护、完善和提升，使之成为政策、成为正规制度。
杜润生的“说服鼓吹”和“淡化矛盾”无疑对源于基层的创新的“合法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原江苏省政协秘书长吴镕曾对媒体谈及杜润生在“一号文件”起草中扮演的角色：“当时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上下左右都充满争论。万里曾说过一句话，‘有些话我们说了不成。润生圆起来那么一说，大家就同意了’。”
陈锡文也评价说，没有血与火的碰撞，没有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手法，甚至也没有行政处罚的措施，使这石破天惊的变革在波澜不惊中有条不紊地推进，杜老团队充满智慧的方法论功不可没。
和推动改革的智慧一样，杜润生对年轻人的发掘和培养也为人们津津乐道。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翁永曦曾在一次活动中回忆起和杜润生第一次见面的情形。
翁永曦表示，当杜润生询问插队体会时自己讲了两点，第一是农村太穷，农民太苦，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太大。第二是到了农村才明白，无论自然界还是经济界从来都应该是“小河有水大河满”而非“大河有水小河满”。“一个礼拜后我接到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调到国家农业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工作的调令，这就是杜润生”。
周其仁也在多个场合回忆起杜润生安排他校对中央农村“一号文件”的故事，“等到文件付印，才突然想起来，按照程序这个我是不可以看的”。他感叹说，杜润生从不在乎年轻年老，不在乎级别高低，不在乎身份来历，只要有好的观察、独到的想法，他就愿意听、愿意与你讨论。
数年前，陈锡文代表“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的专家评审委员会将“特别贡献奖”颁发给该奖项发起者杜润生。在“致敬词”里，陈锡文如是说：追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程，无论是在文献的丛林中检索，还是在人们记忆的长河里回望，我们都看到一个众望所归名字——杜润生。(完)
94岁高龄的杜润生。20世纪80年代，杜润生长期担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曾连续5年主持起草了有关农村改革的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成为中国推行联产承包制和推动农村经济市场化的著名的一线人物。
中新社北京10月9日电(记者 周锐)9日6时许，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润生走完了102年的人生历程。杜老的离去引发广泛追思。
杜润生是中国农村改革的核心人物。上世纪80年代，他先后担任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和国务院农村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并连续5年主持起草“中央一号文件”，推广和完善被视为改变农村乃至整个中国命运的家庭承包责任制。
在推动改革的过程中，杜润生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光环”是发掘千里马的伯乐和培养人才的良师。中国共产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原国家发改委副主任杜鹰、著名经济学家林毅夫、周其仁、温铁军等都曾是杜润生麾下“大将”。
要理解杜润生以及其所推动的改革对于中国的重要性，首先需要了解这场改革前中国的农村的基本样貌。
“30年前的农村有什么问题，就是农民太穷、农产品供给严重不足。离谱的贫困与短缺并存。”周其仁回忆说，当时几亿农民财产权利缺乏基本保障，身份自由受到严格限制。这种局面有着经济方面的根源，那就是中国国家工业化需要巨额的资金的积累。于是农业补贴工业的价格“剪刀差”随之出现。
不过，农民对人民公社体制的反抗让农产品生产效率极低。周其仁强调，农产品供给的匮乏、农民的贫困以及国内市场的狭窄，成为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瓶颈。而杜润生所推动的包产到户只用了两三年就成为席卷全国的潮流，成为解决问题的钥匙。
虽然被尊称为“农村改革之父”，但杜润生并不认为自己的思想是“先知先觉的一贯正确”。他强调，中国农村改革尤其要归功于农民自己的创造精神、自发行为。自己不过做了两件事，第一是说服、鼓吹，做了些推动改革的思想工作；二是联系上下内外，淡化矛盾，保证改革顺利、平滑地进行。
周其仁分析说，这场改革有两方面力量，一个是普通人改善生活、发展经济的愿望；另一个是国家机器对底层地方的自发改进和改革的做法，给予合法承认、保护、完善和提升，使之成为政策、成为正规制度。
杜润生的“说服鼓吹”和“淡化矛盾”无疑对源于基层的创新的“合法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原江苏省政协秘书长吴镕曾对媒体谈及杜润生在“一号文件”起草中扮演的角色：“当时在一些问题的看法上，上下左右都充满争论。万里曾说过一句话，‘有些话我们说了不成。润生圆起来那么一说，大家就同意了’。”
陈锡文也评价说，没有血与火的碰撞，没有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的手法，甚至也没有行政处罚的措施，使这石破天惊的变革在波澜不惊中有条不紊地推进，杜老团队充满智慧的方法论功不可没。
和推动改革的智慧一样，杜润生对年轻人的发掘和培养也为人们津津乐道。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副主任翁永曦曾在一次活动中回忆起和杜润生第一次见面的情形。
翁永曦表示，当杜润生询问插队体会时自己讲了两点，第一是农村太穷，农民太苦，工农业产品剪刀差太大。第二是到了农村才明白，无论自然界还是经济界从来都应该是“小河有水大河满”而非“大河有水小河满”。“一个礼拜后我接到国家农业委员会办公厅调到国家农业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工作的调令，这就是杜润生”。
周其仁也在多个场合回忆起杜润生安排他校对中央农村“一号文件”的故事，“等到文件付印，才突然想起来，按照程序这个我是不可以看的”。他感叹说，杜润生从不在乎年轻年老，不在乎级别高低，不在乎身份来历，只要有好的观察、独到的想法，他就愿意听、愿意与你讨论。
数年前，陈锡文代表“中国农村发展研究奖”的专家评审委员会将“特别贡献奖”颁发给该奖项发起者杜润生。在“致敬词”里，陈锡文如是说：追溯中国农村改革和发展的历程，无论是在文献的丛林中检索，还是在人们记忆的长河里回望，我们都看到一个众望所归名字——杜润生。(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