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 社论
作者：申文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在2月5日因肺炎入院，3月17日病情恶化，几经弥留之后于3月23日去世，享年91岁。3月29日，各国首脑齐聚狮城，出席新加坡政府为李光耀举办的国葬，也掀起了悼念和缅怀的又一轮高潮。
李光耀的政治生涯可谓波澜壮阔，堪称当今世界硕果仅存的政治活化石。李光耀在战后的1954年步入政坛，1965年带领新加坡独立建国。在他的领导下，弹丸岛国新加坡被打造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由第三世界国家跃升最先进国家之列，人均GDP雄冠亚洲。李光耀是一流的国际政治家和战略家，是顶级的亚洲事务观察家，是所有大国领导人的座上宾，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引路人，更是与中国五代最高领导人都握手会面的教父级人物。与近年去世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和沙特国王阿卜杜拉相比，李光耀的葬礼吸引了更多国家政要，尤其是亚洲国家首脑纷纷出席，备显名满天下、誉满全球的哀荣。
世界各国领袖们对李光耀给予高度评价显得不遗余力。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他是历史上一个真正的巨人，作为现代新加坡之父和亚洲事务最伟大的战略家之一，他将被几代人铭记在心。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作为一国领导人和当代世界的第一流政治家，李光耀的历史地位已经确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李光耀先生是新加坡共和国缔造者，也是广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李光耀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中新关系的奠基人、开拓者、推动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评价李光耀“奠基了新加坡今天的繁荣”，是亚洲现代最伟大的伟人之一。印度总理莫迪称赞李光耀是“领导人中的雄狮”。
作为世界级别的伟人，李光耀不是一个道义象征或道德标杆，而是一位功绩彪炳的实干家。李光耀领导新加坡的成就有目共睹，也使这个城邦国家成为不少亚洲国家梦寐以求的取经圣地和效仿对象。新加坡干净、安全、法制森严、秩序井然，已是全球重要的金融及制造业中心。李光耀强力打击腐败，支持鞭刑，通过严刑峻法来约束民众，找到了独特的法制途径。新加坡人口530万，其中130万为外籍。新加坡政府正在设法减缓移民速度，但必须应对全世界最低生育率的问题。新加坡的传统媒体受到严格控制，其专长是为发展经济鼓与呼，却不擅于为民主政治煽风点火。新加坡的专业人士广受重视，大批银行家、股票经纪人和其他专业人员被抬高；当然新加坡的贫富差距也在加大，政府承诺将提高再分配力度，并加大对社会福利的投入。
新加坡国家小人口少，却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构成复杂社会结构，李光耀面对的真正挑战是如何协调国内的种族和语言差异。李光耀采取了英汉双语政策，努力把多民族人口建成“多种族社会”。李光耀的理性和务实出了名，从来不惮于被描述成为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为了让新加坡在大国林立、虎狼成群的国际丛林中寻得生存之地，为了长时间掌握政治权力以确保新加坡发家致富，李光耀成为柔性独裁者和不自觉的威权主义者。李光耀的实用主义所作所为和极端利己主义、予取予求、一切为我所用，在过程论中不免遭来非议，在结果论上却赢得了青睐，甚至膜拜。
李光耀的实用主义国策，在国际关系中体现明显。新加坡在国际事务中先事英后亲美，拉虎皮做大旗，有恃无恐；在地区事务上依附东盟，成为活跃成员以确保国家地位；在意识形态上亲中，传授一党长期执政的经验和利益；在台海两岸关系上玩平衡，政治上支持大陆，军事上与台湾合作。
作为被同年代挚友、马来西亚“糖王”郭鹤年称赞为“中国地区以外最伟大的华人”，李光耀及其领导的新加坡与中国关系特殊。李光耀和邓小平都是务实主义者，在发展经济、追求GDP、实现国家现代化方面惺惺相惜。1978年，中国宣布改革开放之前，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之行至关重要。李光耀曾对邓小平说，“如果你出生在新加坡而我出生在中国会怎样？我敢肯定你将是新加坡的领导人。但是如果我在中国，我很可能走到半路就被人推开了。我能走到一半就不错了”，其敬佩之情溢于言表。从1990年至2011年，有2.2万中国官员前往新加坡考察访问，参加了新加坡的大学公共管理课程，藉此来管理飞速发展的中国。
无疑，李光耀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如何在经济和社会变革中寻找方向，又不失去政治控制的成功模式。随着韩国和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发生变化，新加坡模式在中国人眼中具有特别意义。新加坡的威权治理、李光耀对“亚洲价值”的鼓吹，都是值得中国借鉴和利用的资源。新加坡对经济的有效监管、快速增长，政府插手精英管理，同时严格限制民主等，也让面临同样社会发展课题的中国政府心有戚戚，心领神会。
现在，随着一代伟人谢世，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政治是否会面临陷阱和挑战，受到更多关注。有评论指出，苏格拉底论述过政治体系堕落的三种情形——民主成为民粹、开明专制成为暴君独裁、精英共治成为门阀世袭——如何避免第三种崩坏的出现，是新加坡在未来20年内必须要面对的课题。当然，以上的堕落形态也是转型期的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
李光耀留给世界最后一份遗产，是通过葬礼促成一场全球吊唁外交，也为中日韩三国提供了交流机会。作为多国政要聚集的场所，葬礼上的外交互动往往出奇制胜。最近一次例子就是在曼德拉葬礼上，奥巴马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实现历史性握手，推动美古关系走向缓和。此前，韩国总统朴槿惠未出席各国首脑汇聚的曼德拉葬礼和阿卜杜拉国王葬礼，被认为“错过了展开吊唁外交的绝佳时期”。本次，朴槿惠率先表示出席李光耀葬礼，不仅因为父女两代与李光耀情谊深厚，也出于吊唁外交的考量。
李光耀的葬礼吸引大批政要出席，这是绝无仅有的。尤其是东亚国家领导人在共同缅怀亚洲政治伟人的同时，也应对地区局势的缓和有所贡献。东亚国家领导人相聚一堂，以此为契机来“正视历史，开辟未来”，必须以积极的行动而不是简洁的话语来表达追悼之意，才是对李光耀最好的致敬。
作者：申文
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在2月5日因肺炎入院，3月17日病情恶化，几经弥留之后于3月23日去世，享年91岁。3月29日，各国首脑齐聚狮城，出席新加坡政府为李光耀举办的国葬，也掀起了悼念和缅怀的又一轮高潮。
李光耀的政治生涯可谓波澜壮阔，堪称当今世界硕果仅存的政治活化石。李光耀在战后的1954年步入政坛，1965年带领新加坡独立建国。在他的领导下，弹丸岛国新加坡被打造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由第三世界国家跃升最先进国家之列，人均GDP雄冠亚洲。李光耀是一流的国际政治家和战略家，是顶级的亚洲事务观察家，是所有大国领导人的座上宾，也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引路人，更是与中国五代最高领导人都握手会面的教父级人物。与近年去世的南非前总统曼德拉和沙特国王阿卜杜拉相比，李光耀的葬礼吸引了更多国家政要，尤其是亚洲国家首脑纷纷出席，备显名满天下、誉满全球的哀荣。
世界各国领袖们对李光耀给予高度评价显得不遗余力。美国总统奥巴马认为，他是历史上一个真正的巨人，作为现代新加坡之父和亚洲事务最伟大的战略家之一，他将被几代人铭记在心。英国首相卡梅伦表示，作为一国领导人和当代世界的第一流政治家，李光耀的历史地位已经确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李光耀先生是新加坡共和国缔造者，也是广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战略家和政治家，李光耀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是中新关系的奠基人、开拓者、推动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评价李光耀“奠基了新加坡今天的繁荣”，是亚洲现代最伟大的伟人之一。印度总理莫迪称赞李光耀是“领导人中的雄狮”。
作为世界级别的伟人，李光耀不是一个道义象征或道德标杆，而是一位功绩彪炳的实干家。李光耀领导新加坡的成就有目共睹，也使这个城邦国家成为不少亚洲国家梦寐以求的取经圣地和效仿对象。新加坡干净、安全、法制森严、秩序井然，已是全球重要的金融及制造业中心。李光耀强力打击腐败，支持鞭刑，通过严刑峻法来约束民众，找到了独特的法制途径。新加坡人口530万，其中130万为外籍。新加坡政府正在设法减缓移民速度，但必须应对全世界最低生育率的问题。新加坡的传统媒体受到严格控制，其专长是为发展经济鼓与呼，却不擅于为民主政治煽风点火。新加坡的专业人士广受重视，大批银行家、股票经纪人和其他专业人员被抬高；当然新加坡的贫富差距也在加大，政府承诺将提高再分配力度，并加大对社会福利的投入。
新加坡国家小人口少，却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等构成复杂社会结构，李光耀面对的真正挑战是如何协调国内的种族和语言差异。李光耀采取了英汉双语政策，努力把多民族人口建成“多种族社会”。李光耀的理性和务实出了名，从来不惮于被描述成为彻头彻尾的实用主义者。为了让新加坡在大国林立、虎狼成群的国际丛林中寻得生存之地，为了长时间掌握政治权力以确保新加坡发家致富，李光耀成为柔性独裁者和不自觉的威权主义者。李光耀的实用主义所作所为和极端利己主义、予取予求、一切为我所用，在过程论中不免遭来非议，在结果论上却赢得了青睐，甚至膜拜。
李光耀的实用主义国策，在国际关系中体现明显。新加坡在国际事务中先事英后亲美，拉虎皮做大旗，有恃无恐；在地区事务上依附东盟，成为活跃成员以确保国家地位；在意识形态上亲中，传授一党长期执政的经验和利益；在台海两岸关系上玩平衡，政治上支持大陆，军事上与台湾合作。
作为被同年代挚友、马来西亚“糖王”郭鹤年称赞为“中国地区以外最伟大的华人”，李光耀及其领导的新加坡与中国关系特殊。李光耀和邓小平都是务实主义者，在发展经济、追求GDP、实现国家现代化方面惺惺相惜。1978年，中国宣布改革开放之前，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之行至关重要。李光耀曾对邓小平说，“如果你出生在新加坡而我出生在中国会怎样？我敢肯定你将是新加坡的领导人。但是如果我在中国，我很可能走到半路就被人推开了。我能走到一半就不错了”，其敬佩之情溢于言表。从1990年至2011年，有2.2万中国官员前往新加坡考察访问，参加了新加坡的大学公共管理课程，藉此来管理飞速发展的中国。
无疑，李光耀为中国领导人提供了如何在经济和社会变革中寻找方向，又不失去政治控制的成功模式。随着韩国和台湾等东亚国家和地区发生变化，新加坡模式在中国人眼中具有特别意义。新加坡的威权治理、李光耀对“亚洲价值”的鼓吹，都是值得中国借鉴和利用的资源。新加坡对经济的有效监管、快速增长，政府插手精英管理，同时严格限制民主等，也让面临同样社会发展课题的中国政府心有戚戚，心领神会。
现在，随着一代伟人谢世，后李光耀时代的新加坡政治是否会面临陷阱和挑战，受到更多关注。有评论指出，苏格拉底论述过政治体系堕落的三种情形——民主成为民粹、开明专制成为暴君独裁、精英共治成为门阀世袭——如何避免第三种崩坏的出现，是新加坡在未来20年内必须要面对的课题。当然，以上的堕落形态也是转型期的中国不可回避的问题。
李光耀留给世界最后一份遗产，是通过葬礼促成一场全球吊唁外交，也为中日韩三国提供了交流机会。作为多国政要聚集的场所，葬礼上的外交互动往往出奇制胜。最近一次例子就是在曼德拉葬礼上，奥巴马与古巴领导人劳尔•卡斯特罗实现历史性握手，推动美古关系走向缓和。此前，韩国总统朴槿惠未出席各国首脑汇聚的曼德拉葬礼和阿卜杜拉国王葬礼，被认为“错过了展开吊唁外交的绝佳时期”。本次，朴槿惠率先表示出席李光耀葬礼，不仅因为父女两代与李光耀情谊深厚，也出于吊唁外交的考量。
李光耀的葬礼吸引大批政要出席，这是绝无仅有的。尤其是东亚国家领导人在共同缅怀亚洲政治伟人的同时，也应对地区局势的缓和有所贡献。东亚国家领导人相聚一堂，以此为契机来“正视历史，开辟未来”，必须以积极的行动而不是简洁的话语来表达追悼之意，才是对李光耀最好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