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导报 特约记者 赵琼
鸠山由纪夫，日本第93代、第60位日本首相，他性格温和，是自由派，整个政治理念偏左，对中国也有良好的感情，并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了“鸠山友纪夫”，希望向中国人民转达：虽然中日之间的政治形势严峻，但很多日本人希望和中国友好相处，希望中国朋友能了解来自日本民间的这种善意。2012年11月21日，鸠山由纪夫表示从政界引退。2013年11月13日，鸠山由纪夫为日侵华道歉。
鸠山由纪夫出生于政治世家：
他的曾祖父鸠山和夫明治初年留学美国，毕业于耶鲁大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东京专门学校校长、早稻田大学校长。鸠山和夫在日本第二届众议院选举中获胜后，又连续九次当选，39岁担任众议院议长。
祖父鸠山一郎战前两度担任文部大臣，战后初期组建自由党，1954—1956 年担任首相，任内完成日苏邦交正常化。
外祖父石桥正二郎是著名企业家，世界最大轮胎制造厂株式会社普利司通的创始人。
叔祖父鸠山秀夫为战前著名民法学家、政治学家、东京大学教授，1932 年当选众议员。
父亲鸠山威一郎曾任福田赳夫内阁的外务大臣。弟弟鸠山邦夫曾在麻生太郎内阁任法务大臣、总务大臣等要职。
不仅在政治上有巨大的积累，鸠山家族的资产也遍及日本各地和海外，为家庭成员从政提供了大量资金，民主党成立时，很大程度上也要依赖其家族的赞助。鸠山由纪夫兄弟至今仍受惠于源远流长的家族政经资源。
因此，鸠山家族有了个绰号“日本的肯尼迪家族”。
9月10日，笔者在东京六本木鸠山工作室采访了鸠山先生。
笔者：您的家族被称为日本的“肯尼迪家族”，您所接受的教育跟普通人有什么不同吗？在您所受的教育里更注重哪些方面？
鸠山：我们家有兄弟三人，但我们都并没有接受和普通的日本人非常不同的教育，没有什么特别的精英教育，但是因为兄弟三人的身体小时候都不是特别强壮，为了加强锻炼身体并进一步消化学校里的课程，从小学一直到高中，家里都给我们请了家庭教师。我弟弟也是政治家，是自民党的一员，他从小就想成为政治家。但是我并没有在很小的时候就想成为政治家，因为我出生在战后不久，那时日本百废俱兴，我想在工学的领域学习、研究，为国家的科学技术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放学后家里安排家庭教师，他们每周来两三次，主要辅导有算术、数学、英语等等。
笔者：您能讲讲年轻时候读书的经历吗？
鸠山：我在1953年入学习院初等科念小学，1959年入该校的初中部，1962年进入东京都立小石川高中，1965年考入东京大学理科第一种类学科，1969年毕业于东京大学工学部，1970年至1976年在美国斯坦福大学工学系运筹学学科留学。
笔者：您上学那时候，都读什么书？看什么电影？听什么音乐？
鸠山：我也没有读过很多书，但是非常喜欢司马辽太郎的历史小说；电影我很喜欢当时的日本的喜剧电影；我喜欢打棒球和乒乓球，还打过一段时间网球，但水平不是很高。在斯坦福大学留学的时候，我还打过美式触身式橄榄球，那时这种面向大众的运动在美国很流行，我也很喜欢这种运动。
笔者：您比较喜欢运动型的活动。
鸠山：因为我的身体不是很好，得过哮喘。我母亲就说：要多做一些运动。所以我就打野球，但并不是说像别人那样到运动俱乐部去打，而是在我们家的庭院里打。我还非常喜欢昆虫采集，自己喜欢做蝴蝶标本。因为昆虫采集跟锻炼身体、增强体质都有关系，所以家庭教师也建议家人给我们这样的机会锻炼，所以一直到大学毕业，我自己都喜欢采集蝴蝶，蝴蝶标本我也做得非常好。
笔者：您刚才讲比较喜欢体育，是不是因为喜欢运动的男生更受女孩子的欢迎？
鸠山：我运动的时候完全没有这种想法。那时当然我非常希望自己有魅力、惹女孩子喜欢，我自己也喜欢女孩子。但假如那时候恋爱的话，就考不上大学了，所以在进东京大学以前，我虽然很想恋爱，但是极力地抑制了自己这方面的感情。现在看来这是错过了大好的青春时光。
笔者：那您初恋是在大学里面吗？
鸠山：要说喜欢女性，在幼儿园的时候我就喜欢我们的老师，但没有说咱们两个交个朋友，咱们两个恋爱吧，没有到这种程度。真正的恋爱是从上大学以后开始的。
笔者：说到您的大学，您上大学应该正好在日本学运最热烈的时候，1968年前后，您参加过这些学运吗？现在您怎么看它？
鸠山：那时候，我没跟他们一起活动，没有参加学生运动。当时我在东大的工学部学计数工学。我们系里面有计算机，我那时候想，如果学生运动把计算机打坏的话，我会很受不了的，所以对学生运动我是采取了非常冷静的对待方式。因为那时候有学生运动，使我有了更多的思考：有的人说学生运动对以后成年会有好处，但究竟会有什么好处呢？我们人到底为什么活着？人生的意义是什么呢？就在这个时候，我和我的同伴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在想起来不是学生运动，而是对人生价值、人生观、人为什么活着这些问题的讨论，使我觉得很值得留恋。到现在我也觉得人为什么活着？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怎样把这些东西传给下一代的人——这是很重要的事情。
笔者：那时候，在日本大学里面，参与学生运动的人是主流吗？还是您这样不参与的是主流？
鸠山：那时候不参加的人占大多数，是主流。但是更多的人都在彷徨，感到困惑。现在这样的社会如此地继续下去行吗？如果不改革的话可以吗？人生和社会将会怎样？比如说教师从企业接受很多经费，这种情况下研究就都得听企业的话。这种问题意识我们都有，但是不一定直接和学生运动有什么关联，也就是说我们是充满了疑义的旁观者，对这种学生运动，旁观者是很多的，我也是旁观者的一个。我到学校的时候，我觉得这些暴力活动应该停止；但我回到家里，当时我的父亲在大藏省工作，我父亲就主张让警察进入学校，恢复学校的秩序，这时候我就想学生应该是自治的，让警察来管学生是不合理。所以那时候我的感情在这两方面动摇。
笔者：刚才您提到您跟您的同伴在讨论人生观、价值观和人活着的意义，那时候你们有结论吗？这样的讨论对你之后的人生有什么影响吗？
鸠山：当时由于学生运动，大学都封锁了，在一段时间里不能做研究工作了，但我觉得，学生运动与其说对我有负面的影响，不如说对我的人生有正面的意义。虽然我没有直接参加学生运动，但是通过学生运动，使我认识到那些既得利益者，那些已经得到了很多利益的人，牢牢抓住自己的权力不放手，就会产生腐败。也使我思考人生应该怎样度过?思考如何对待社会的腐败等问题： 难道对腐败能够视而不见吗？使我变得能够用批判的眼光看待种种社会问题。
笔者：那时候中国也在进行“文化大革命”，学校停学，工厂停工。日本对中国的“文革”是如何报道的呢？您是如何看的呢？
鸠山：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当时世界其他地方也发生了许多的运动，但是我并不觉得这个可以和日本的学生运动结合在一起考虑。在不同的文化结构中，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在某种意义来说是得到了权力之后的权力斗争，但日本的学生要求彻底排出这些权力，这是他们根本的不同。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也不一定与日本的学生运动具有同时性，所以我并不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日本的学生运动结合在一起看。我觉得比较有意思的是，“文化大革命”实际上彻底的否定中国旧的文化，然后掀起了反文化的、反中国旧文化的运动。但是日本与其是说反文化，不如说对这个社会系统、对政治家和官僚的沆瀣一气的反对，那时候政治家和官僚窜通一气，大学、大企业和政治家窜通一气，共同谋取他们的利益。这就是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和日本的学生运动在本质上有根本的不同。
笔者：刚才您自己也讲了您是学工科的，并非如美国的政治家大多学文科，如法学院这样的背景，而您从小也没有从政的意愿。那您从政是在人生阅历丰富之后重新做的选择吗？您的家族对您成为日本的首相起到了什么样作用呢？
鸠山：确实如你所说，我是学工的，因为当时我觉得为了日本的发展，而且日本的科学技术必须发展，我作为一个日本人应该为日本的科学技术发展发挥自己的作用。当时我学了计算机，也进行了一些生物学的研究。我弟弟跟我不同，他从孩子的时候起就想当政治家。这样的话，我想既然我弟弟成为政治家，我们家就有接班的了，我就没有成为政治家的必要了。但当我留学去了美国斯坦福大学以后，从外部来看日本就会发现日本的很多问题，日本这样下去难道真的可以吗？日本存在感是不是越来越稀薄？我作为一个学究真的就很好吗？从发展的眼光来看，不管自己喜欢还是不喜欢，我觉得自己应该作为一个政治家来改造日本这样的社会。当时我父亲是政治家，我弟弟正想成为政治家，他们都反对我成为政治家，但是我母亲跟他们不同，我母亲为我准备了事务所，支持我成为政治家，所以我就走上了成为政治家的道路。
笔者：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在日本家族的政治遗产继承很重要？
鸠山：当然我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我的祖父和我的父亲都是政治家，我的亲戚也有政治家，对他们的业绩，对他们的良史，我非常尊重，这是很重要的。但并不是说因为我有了政治家的家庭，我就能够成为政治家，我就想成为政治家。不能这样简单地把这两个事情结合在一起，我认为要成为政治家首先要知道自己究竟想做什么?要有自己坚定的信念和思想，这才是很重要的东西。在日本，政治家家庭的后代容易成为政治家这种体制还存在，但如果因此阻挡了一些非常有能力又想成为政治家但没有这样的父母、没有这样的家庭的年轻人，我觉得这是不对的。
笔者：就像您刚才最后提到的一样，如果是普通人要想在日本从政，是不是从小开始准备，会遇到哪些障碍，自己该怎样去克服呢？
鸠山：最近日本发生了很多改变，要成为政治家有很多道路。以前要成为政治家，主要就是先和政治家在一起，或者先当官僚就是公务员，然后岁数大了之后就转成政治家；再就是二代政治家，就是第二代政治家、世袭政治家。但最近有了很多培养政治家的方式，比如松下政经塾，这就是一个典型。再有一个就是实习生制度，比如有的年轻人想成为政治家，那他毕业后就到了哪个政治家的事务所去做实习生，拿很低廉的工资，有时候甚至不拿工资，作为一种实习向政治家学习。所以现在来说，不一定没有资金、没有老子就不能成为政治家。日本现在改变了，政治家的道路更加宽广了，政党也会做一些政治家的塾——培养政治家的地方，想成为政治家的人就可以在这里学习。
笔者：二战到现在，结束已经快70年了。在今天看来，这场战争还给日本留下了一些什么痕迹呢？
鸠山：现在这个问题是非常复杂的，我觉得战争虽然已经过去将近70年了，但是对于过去的战争日本人并没有在自己的手中进行总结，因此还有许多伤害中国、韩国近邻诸国人民感情的言论和行动。一些人认为远东审判是战胜国对战败者的审判，但是这是唯一的对日本战争的判断，是日本人承认的，并因此才结束了战争的审判，因此我们必须承认这一审判，但是现在的安倍政权认为：是否要重新评价这一审判?安倍参拜靖国神社也是在传达这种意向。靖国神社供奉着甲级战犯，连天皇都不参拜靖国神社，但是安倍在去年年底还是参拜了靖国神社，这是历史的修正主义。日本对谢罪和战争的总结，外国人很看重，日本人是不是要把它推翻？外国人有这个担心。在我看来，对历史日本人应该自己做一次总结，该改正的改正，该谢罪的谢罪，使我们的近邻诸国有一种安心感，不重复过去的历史，让海外的人们相信日本。
笔者：您对中国的态度是非常友善的，是什么决定了你的这种态度，您的这种态度会受到日本的压力吗？您是通过什么方式来认识中国的？您是怎么来看待中国？改善日本关系，您认为还可以做些什么？
鸠山：中国和日本的友好很重要，因为日本向中国学习了很多东西，到现在可能学的不太多了，但以前无论是官僚制度、汉字还是社会制度、佛教、儒教等，都从中国学了很多东西。这样两个国家一直有这么长友好历史，在世界上还是很少见，或者是见不到的。中国和日本无论是地理、民族、人种和文化都是非常近的，所以我觉得中日关系的宗旨就应该是友好的。日本无论和什么样的国家都应该友好，特别是和中国更应该要友好。我的这种想法，时时受到日本的周刊、杂志和其他媒体的攻击，但是我也不会输给他们，因为从历史的真实出发去看问题是不会错的。这些媒体并没有从历史的真实去看问题，而是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认识事物，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一直十分珍视“友爱”这个理念，这也是我的祖父鸠山一郎从奥地利思想家库德诺夫（Count Coudenhove-Kalergi）那里得到的启发，库德诺夫的思想为欧洲共同体的实现开辟了道路，而对于日本来说，这样的理念可以使日本与中韩及整个东南亚联合在一起，开辟亚洲共同体的道路，实现整个亚洲的和平，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日中有必要在各种层次上进行合作，应该以四个政治文件为基础，但不是从表面上看，而是从心里理解这四个文件，并向中国表示将继续坚持这四个政治文件。在钓鱼岛问题上，要求大同存小异，就是双方存在着问题，也要在承认问题存在的基础上，对这个问题进行搁置，我觉得这样思考问题才是正确的，而在靖国神社问题上，要做到只要合祀着甲级战犯，就不去参拜。日中还可以在已经开始的植树造林的环境事业中，在共同开发东海油气田的事业中展开合作，在能源方面，力争实现“超级亚洲高压线配电网计划”（The Asian Super Grid Project），用送电网把整个亚洲联系在一起，推进亚洲共同体的实现，再比如说建立亚洲整体的校园，共同进行教育，建立超越国境的，日中的孩子们能在一起学习的环境，所以说我们可以合作的东西有很多很多，我希望日中从现在就开始或完善这些合作。
（张石翻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