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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阿瑟魏理的《袁枚传》
日期: 14年04月4期
■ 岸柳




           一

就像那本薄薄的英译枕草子(The Pillow-Book of Sei Shonagon)一样,这本两百余页的《袁枚传》(YUAN MEI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Poet)写得轻盈洒脱,收放自如。翻译《枕草子》时,魏理只选取了原作四分之一的章段,将顺序完全打乱重新编排,行文多采用第一人称,译者的所思所感则点缀其间。与其说是《枕草子》的翻译,严密地讲,应该说是一部透过译者的审美鉴赏批评再构成的《清少纳言小传》。这种崭新大胆的意匠,有人或许责为投机取巧,但换一个角度,亦可看做是一种胸有成竹的自信,即全卷早已了然于心。读过《袁枚传》,就知道这两本小册子确有异曲同工之处。魏理在传记行文中大量引用袁枚的诗文,用他自己的话,这不太像传记,倒好像是一部袁枚的作品选译。而这些作品,则经过魏理的精心筛选,巧妙穿插于袁枚生平脉络之中。针对部分读者可能会有的质疑,魏理已经做好了应答。他在序文里写道:我并未试图罗列袁枚的全部生平事迹,或探讨他写下的全部著作。这里仍为专家学者留下余地去写一部完整的传记,去品评其人其文的每一个侧面。我更集中地描述了他故事中的普遍的人生趣味,并侧重翻译他的诗作,不做多余繁复的解释即可使读者了然于心。做为一个人,我发现他即憨态可掬又机智诙谐,即慷慨大度又悲天悯人,古道热肠而又偏见固执。他是这样一位诗人,即便在最欢娱的浪花下也深藏着感情的潜流,而在无名的悲哀中也可能随时燃亮欢乐的火花。我只希望这本书能够使一些读者像我一样去感受他。

我觉得这不失为传记写作的一种态度,尤其是描述内涵丰富复杂的人物,传记作家不可能捕捉到每一个细小的侧面,面面俱到,其实也不是读者所期待的。可以说《袁枚传》不是那种重彩细密的工笔画,更像是一幅着墨浓淡有致的写意手卷,至于人物是否传神,则仁者智者各有所见吧。在魏理本人看来,枕草子的翻译与这本《袁枚传》无疑都是他晚年自认的会心之作,虽然给他带来无上荣耀,使其文名不朽的是那部厚重的六卷本英译源氏物语。




          二

袁枚,字子才,号简斋,世称随园先生。他生活在中国十八世纪文网最严的乾隆朝,居然能笔耕一生,全身而退,善始善终。记得几十年前,读上田秋成的《雨月物语》时,为了比较参照曾翻阅过袁枚编的鬼故事集《子不语》,虽浅尝辄止,但随园先生的文笔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周作人在《地方与文艺》,《燕知草跋》等文章里几次提到袁枚,把他归类于明末以来反抗的,飘逸一派的诗文人物,并在这些文人的作品里读出了近代散文的气息。不过最开始吸引我的则是袁枚写下的那些隽永诙谐,耐人寻味而又非常口语化的诗歌。可以说领入门的乃是东大游学时的授业恩师平川先生。大约十年前,先生送我一本小册,题曰《袁枚―生活在星期天的世纪的一诗人》。所谓“星期天的世纪”,意思是说:倘若把产业革命后,督励人们勤勉劳作的十九世纪比喻为灰色的,“星期一的世纪”,那么产业革命前的十八世纪,虽说只是对幸福的少数而言,则可比作安逸闲暇,牧歌般的“星期天的世纪”。而袁枚的诗歌恰恰反映了这样一种安闲雅致,表达了对生活的眷爱和人生的欢愉。书中收录了几十首平川先生翻译的袁枚诗,这些翻译成日文的散文口语诗乃是参照了魏理的英译,并吸收融汇了原诗修辞的新鲜大胆的尝试。诗无达诂,译诗的尝试更无止境。除了尽可能保留传达原诗的韵味之外,译诗本身也应具有诗的魅力。同时这种翻译―别样的阐释反馈回来,又为原诗的鉴赏提供了新鲜的视角,有如回声共振,余音袅袅,让人回味无穷。下面摘录两首以飨读者。

长短衣裳阔狭冠,

卅年变换太无端。

幸亏守定当初式,

古样重当时样看。(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七,衰年杂咏八首之三) 

魏理英译

The length of coats and the width of hats in the last thirty years

Time and again have chopped and changed in a quite senseless way.

Happily for me I have always stuck to the same old style

And,looking about me,I find I am dressed in the very latest fashion.

平川译

三十年来コートの長さや帽子の縁の幅は

わけもわからず伸びたり縮んだりしてきた。

幸い私は当初のスタイルを守り通したものだから、

昔のままの服だけれど、なんだか最新流行先端のファッションである。

古寺僧归佛像倾,

一钟高挂夕阳明。

可怜满腹宫商韵,

小扣无人敢作声。(小仓山房诗集卷二十一,钟)

魏理英译

No monk lives at the old temple,the Buddha has toppled to the floor;

One bell hangs high,bright with evening sun.

Sad that when only a tap is needed,no one now dares

To rouse the notes of solemn music that cram its ancient frame.

平川译            

この寺には僧はだれも住んでいない、仏像は床に転がっている。

ただ高いところに鐘が一つ釣るさがって夕陽に照らされている。

惜しいことだ、誰かがちょっと叩いてくれさえすれば

荘厳な楽の音が起って殷々と響き渡るであろうものを。

诗歌的翻译也是一种再创作,我想译诗的乐趣在焉,读诗的乐趣亦在焉。




           三

关于魏理,我所知不多。2008年平川先生曾由白水社出版了一部翔实的评传《阿瑟魏理-源氏物语的翻译家》,描述了这位天才翻译家,诗人的全貌,可供读者参阅。在这里我仅就所知一二,为他画一幅小像。

做为英国近代出色的翻译家与诗人,阿瑟魏理(Arthur David Waley 1889-1966)不仅为后人留下了一份丰厚的遗产,可以说他创造了一个罕见的个例。完全依靠自学,魏理娴熟地掌握了汉、日两种语言的现代文及古文,他的翻译遍及儒教经典、楚辞唐诗、日本古典小说、随笔与能剧。凭藉魏理的翻译,西方及英语圈的读者不仅在哲理上理解了东方人的睿智与幽默,同时那些遥远的古代的歌谣,故事穿越了时空,燃亮了现代人感性和审美的火花。因为阿瑟魏理不但是个博闻强识的学者,他更是一位感受细腻的诗人。

阿瑟魏理原名阿瑟大卫•休罗斯,1889年8月19日出生于伦敦南部景致秀丽的唐桥威尔斯(Tunbridge Wells)。外祖父雅各布布魏理曾任伦敦学院政治经济学教授,也是英格兰犹太协会的第一任会长。父系亦出自犹太血脉,父亲大卫佛莱德利克•休罗斯就读牛津大学,曾有经济学方面的著述。1914年母亲恢复原姓,魏理亦改称母姓。长兄西基思门德,做为优秀的财务部官僚后年被授予大英帝国勋爵。弟弟休伯特生于1891年,他和魏理乃是这个家族中最具艺术细胞的唯美派。

休伯特后来回想起一件颇具象征意义的轶闻趣事。

“我最早的关于阿瑟的记忆是在温布莱顿那幢山丘上的房子,那是1896年我们离开伦敦之后,我记得我们到达温布莱顿,行李还没有完全打开,保姆在幼儿室备茶,但找不到调羹。阿瑟从口袋掏出一枝铅笔救援,并示意我们可以用它来搅拌茶水。我们的保姆惊叫道:我们的阿瑟大师为什么到哪儿都带着一枝铅笔。我预想他有一天会成为一个大作家。”(Recollections of a Younger Brother)

那时的阿瑟年仅七岁。大凡一个人成名之后,他的幼年时代亦会被涂抹上非凡的色泽。阿瑟魏理真正显露他文学艺术才华,那还是许多年以后的事。1903年魏理进入若各比(Rugby)校学习,因获得剑桥皇家学院的奖学金,他于1906年提前一年离校,赴德、法游学一年。魏理在剑桥研习古典,于1910年毕业获得文学士学位。经友人介绍,魏理结识了在大英博物馆任职的劳伦斯宾洋(Lawrence Binyon),此时博物馆的版画室刚好有一名空缺,魏理遂应募并被录用为博物馆的学艺员。版画室后分成欧洲与东方两个部门,劳伦斯负责东方版画部。1913年6月,魏理被任命为东方版画部的副手协助劳伦斯工作。

为了编写所藏绘画目录,魏理开始自学汉语和日语。那些题写在绘画上的中国古典诗便成了他最初的教科书。魏理在刚刚创立不久还未整理就绪的伦敦东方学院的图书馆里贪婪地搜寻着诗歌,后来他回忆说:“我觉得这些诗可以译成英文,那时还完全没有想到要出版,我只是期望我的朋友能够分享从阅读中国诗歌中获得的欢乐。”这些朋友中包括刚来伦敦不久的诗人,批评家艾略特(T.S.Eliot),他在这里结交的第一个友人就是魏理。还有一些朋友,像画家兼美术评论家的罗杰弗莱(Roger Fry)则属于布卢姆斯伯里文人沙龙圈。魏理和这些作家文人中的许多人都保持着终身的友谊,在彼此的写作中互相汲取了知性的刺激与欢娱。多少年后,人们发现在这群学者文人身上焕发出二十世纪英国文学思想艺术的最后的辉煌。

魏理最早期的翻译诗集《一百七十首中国诗》(170 Chinese Poems)出版于1918年。从一开始,魏理的译诗就是面对一般读者的,而且是平素很少读诗的人们。魏理晚年曾回忆这部诗集获得好评的缘由,他写道:“我觉得四十年来,这部诗集能保持公平稳定的需求,原因之一就是它打动了那些平日不读诗歌的读者。1940年,当时我正在一个政府机关工作,一群年轻的女打字员和事务员把《一百七十首》诗集拿来要我签名。她们很多人都说,在偶然读到这部诗集之前,她们平常不读诗,也没有诗集。觉得诗歌是一种特殊的,难懂的东西。”(Introduction to A Hundred and Seventy Chinese Poems, 1962 edition, by Arthur Waley)

1921年至1933年,六卷本《源氏物语》(The Tale of Genji)的刊行标志着魏理的翻译达到了高度的艺术境界,也为他带来了不朽的声誉。魏理去世后,《泰吾士报》上曾有这样的评语:“阿瑟魏理以他的典雅,活泼而又明晰的翻译将远东的文学与文明介绍给英语世界,这在他那一代人里是绝无仅有的。他将东方研究从炫学,曲解的桎梏下,从十九世纪末西洋的妄自尊大下解放出来,而将其纳入了知性阅读的主流。”

1929年,魏理辞去了大英博物馆的工作而专心翻译写作。此后直1966至年因患癌症逝世,魏理为后世留下了数十册杰出的研究著述与译作。其中和中国有关的包括:《诗经》(The Book of Songs)、《论语》(Analects of Confucius)、《道德经研究》(The Way and Its Power)、《猴王》(Monkey)、《李白的诗歌与生涯》(The Poetry and Career of Li Po)、《白居易的人生与时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Po Chu-i)、《袁枚传》(Yuan Mei: Eighteenth Century Chinese Poet)、《中国人眼里的鸦片战争》(The Opium War Through Chinese Eyes)等等。

关于《袁枚传》,想说的还有许多,不过不好意思占用过多版面,只好等下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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