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张石)截止2008年底，在日中国人由于伤病等原因取得生活保护的人已近3000人，是2000年的1.6倍。但在日本，外国人获得生活保护不是法律保证的权利，在日中国人的“低保”前景堪忧。
生活保护是日本政府、自治体对经济上陷入困难的国民支付最低生活保障费，以保证最低限度生活的制度。日本的生活保护相当于中国的低保制度。
目前，在日本取得生活保护的外国人总共30955人。其中韩国．朝鲜人占第一位，为23232人；其中占第一位的是高龄者，为12989人。在日中国人占第二位，2008年为2842人，低于全日本生活保护者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只占在日中国人总人口的0.4%，而整个日本的低保比率为1.2%。统计显示，中国人被保护者中最多伤病者，为900人；其次是母子家庭，为536个家庭；再次是高龄者为426人；接下来是残障者，为260人；其它为721人。
和韩国．朝鲜人高龄者成为生活保护主流相对，中国人被保护者以伤病和母子家庭为主流，这一方面说明在日中国人全体是一个年龄构成远比在日韩国．朝鲜人年轻的群体，同时也可以管窥在日中国人的生活状态：
第一、在日中国人是一个有病不愿求医的族群。厚劳省数据显示，日本平均每人每年去医院就诊率为6-7次；而据《中文导报》调查，中国人超过5次者仅为2.5%，一年之内能数次去医院就诊者也仅为30%，一年去一次的为32.5%。这可能与失去劳动能力的伤病者占中国人被保护者首位有关系。
第二、受保护的母子家庭偏高，和在日中国人是一个结婚难、离婚易的族群有关。2009年，日本结婚总数为70万7734件，离婚总数为25万3353件，成婚与离婚之比是2.8:1。而中日国际婚姻共成婚1万3719件，离婚6474件，成婚与离婚之比是2.1:1。在旅日中国同胞之间，结婚件数仅为433件，离婚件数838件，离婚是结婚的1.9倍——以上数据显示，在日中国人同胞正成为离婚易、结婚难的族群。这可能与中国人被保护者中母子家庭较多有关。
生活保护是根据各人的困穷程度，提供必要的、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扶助。具体的扶助内容有：生活扶助、教育扶助、住宅扶助、医疗扶助、出产扶助、生产扶助、护理扶助、事业扶助、葬祭扶助。
其中，除了医疗扶助采取实费支付方式以外（即免费提供医疗服务），其它扶助项目原则上采用向本人直接支付现钱的方式。根据各地的生活标准和被保护人的自身情况，地方行政机构提供不等的金额。关东地区提供的生活保护费金额较高，一般一个3口之家可获得14－19万日元的保护费，上下浮动金额为3－6万日元。
最近，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出通知，要求行政部门对外国人申请生活保护的不服申诉，不要不予受理，但是《生活保护法》只适用于日本人，所以行政部门应该受理，但裁决可以外国人为理由驳回申诉。这个通知标志著，在日外国人获得生活保护的难度在今后将增大。
这个通知发出的原因是：一位78岁的在日中国人女性在2008年陷入贫困状态，她向大分市政府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却被以还有存款为由而驳回；随后该女性又向大分县政府提出审查请求，也被大分县政府于2009年3月驳回。
该女性遂向大分县地裁提起民事讼诉，大分县地裁于今年9月30日作出裁决，认为大分县不受理申诉违法。但正式进入审判后，大分县地裁做出判决，驳回了原告提讼。理由是，《生活保护法》仅适用于日本国民。
日本的生活保护原则上是针对日本国民的，但是厚生省在1954年发出、1986年改正的《关于对生活穷困的外国人实施的生活保护措施》中指出：外国人生活陷入穷困时，在符合生活保护法规定的条件下，也可以得到生活保护。但是对于外国人的保护，并不是作为法律权利加以保障的，只是单方面采取的行政措施，因此生活穷困的外国人，可以依据法律采取的措施而得到利益，但是不能将此作为自己的权利去要求保护措施。如果是日本国民，依法享有的保护措施，是作为法律权利得到保障的，当被保护权利受到侵害时，排斥这种侵害的途径是敞开的(可以进行不服申诉)，但是外国人不能进行不服申诉。
《中文导报》记者针对这个问题，询问了厚省劳动省社会援护局保护课审查官下一之宫先生。当问及《生活保护法》与1954年5月8日厚生省发出的通知是否矛盾时，下一之宫先生回答说“并不矛盾”：外国人在穷困无助时可以申请保护，也可以得到保护，但是由于不是《生活保护法》保护对象，申诉也可能被驳回。这就是说:给不给申请人生活保护，由政府裁量，外国人必须服从裁量。
生活保护是日本政府、自治体对经济上陷入困难的国民支付最低生活保障费，以保证最低限度生活的制度。日本的生活保护相当于中国的低保制度。
目前，在日本取得生活保护的外国人总共30955人。其中韩国．朝鲜人占第一位，为23232人；其中占第一位的是高龄者，为12989人。在日中国人占第二位，2008年为2842人，低于全日本生活保护者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只占在日中国人总人口的0.4%，而整个日本的低保比率为1.2%。统计显示，中国人被保护者中最多伤病者，为900人；其次是母子家庭，为536个家庭；再次是高龄者为426人；接下来是残障者，为260人；其它为721人。
和韩国．朝鲜人高龄者成为生活保护主流相对，中国人被保护者以伤病和母子家庭为主流，这一方面说明在日中国人全体是一个年龄构成远比在日韩国．朝鲜人年轻的群体，同时也可以管窥在日中国人的生活状态：
第一、在日中国人是一个有病不愿求医的族群。厚劳省数据显示，日本平均每人每年去医院就诊率为6-7次；而据《中文导报》调查，中国人超过5次者仅为2.5%，一年之内能数次去医院就诊者也仅为30%，一年去一次的为32.5%。这可能与失去劳动能力的伤病者占中国人被保护者首位有关系。
第二、受保护的母子家庭偏高，和在日中国人是一个结婚难、离婚易的族群有关。2009年，日本结婚总数为70万7734件，离婚总数为25万3353件，成婚与离婚之比是2.8:1。而中日国际婚姻共成婚1万3719件，离婚6474件，成婚与离婚之比是2.1:1。在旅日中国同胞之间，结婚件数仅为433件，离婚件数838件，离婚是结婚的1.9倍——以上数据显示，在日中国人同胞正成为离婚易、结婚难的族群。这可能与中国人被保护者中母子家庭较多有关。
生活保护是根据各人的困穷程度，提供必要的、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扶助。具体的扶助内容有：生活扶助、教育扶助、住宅扶助、医疗扶助、出产扶助、生产扶助、护理扶助、事业扶助、葬祭扶助。
其中，除了医疗扶助采取实费支付方式以外（即免费提供医疗服务），其它扶助项目原则上采用向本人直接支付现钱的方式。根据各地的生活标准和被保护人的自身情况，地方行政机构提供不等的金额。关东地区提供的生活保护费金额较高，一般一个3口之家可获得14－19万日元的保护费，上下浮动金额为3－6万日元。
最近，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出通知，要求行政部门对外国人申请生活保护的不服申诉，不要不予受理，但是《生活保护法》只适用于日本人，所以行政部门应该受理，但裁决可以外国人为理由驳回申诉。这个通知标志著，在日外国人获得生活保护的难度在今后将增大。
这个通知发出的原因是：一位78岁的在日中国人女性在2008年陷入贫困状态，她向大分市政府申请最低生活保障，却被以还有存款为由而驳回；随后该女性又向大分县政府提出审查请求，也被大分县政府于2009年3月驳回。
该女性遂向大分县地裁提起民事讼诉，大分县地裁于今年9月30日作出裁决，认为大分县不受理申诉违法。但正式进入审判后，大分县地裁做出判决，驳回了原告提讼。理由是，《生活保护法》仅适用于日本国民。
日本的生活保护原则上是针对日本国民的，但是厚生省在1954年发出、1986年改正的《关于对生活穷困的外国人实施的生活保护措施》中指出：外国人生活陷入穷困时，在符合生活保护法规定的条件下，也可以得到生活保护。但是对于外国人的保护，并不是作为法律权利加以保障的，只是单方面采取的行政措施，因此生活穷困的外国人，可以依据法律采取的措施而得到利益，但是不能将此作为自己的权利去要求保护措施。如果是日本国民，依法享有的保护措施，是作为法律权利得到保障的，当被保护权利受到侵害时，排斥这种侵害的途径是敞开的(可以进行不服申诉)，但是外国人不能进行不服申诉。
《中文导报》记者针对这个问题，询问了厚省劳动省社会援护局保护课审查官下一之宫先生。当问及《生活保护法》与1954年5月8日厚生省发出的通知是否矛盾时，下一之宫先生回答说“并不矛盾”：外国人在穷困无助时可以申请保护，也可以得到保护，但是由于不是《生活保护法》保护对象，申诉也可能被驳回。这就是说:给不给申请人生活保护，由政府裁量，外国人必须服从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