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唐亦农
四、跨越国界的比较
其实即便以日本为例，政界的世袭现象至今在学界都是被当作民主政治中的显著欠点来认定的，问题是人家在这一形成过程中遵从的毕竟是一整套暴露在阳光之下的合法程序，而表现为在国家机关接班的现象不仅前所未闻也近乎无法想象。反馈到我们，可以说这一特殊的国内现象能维持到今天，仕途已经转变成积极作为者的主著眼点，这自然够不上什么境界的升华，但依照顺序作比较，国外的情况该是接班对象首先要做的恰是独自面对社会，在起步时既无家族关顾、选项服从的也是结合了个人能力的志趣。亦即在上一代政治人物死亡或宣告隐退之际，被举荐的下一代可能就是一般公司职员，也可能是普通的家庭主妇，作为政治家私人秘书而著意培养的现象也有存在，但能否成功接班最终还要靠由选票揭示出的民意。确实、在现代人权概念里基于生存的目的其手段已不再是被纠缠的内容，只是意在生存和为使生活更辉煌是两码事，而纵深到国家能否在实现社会公正问题上表现出作为，直接关系到的就是年轻一代的节操和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目的。
尽管很挣扎，但在比照上还是要把差异同文化内涵联系起来，并且如果把日本当作对象，却可以说人家的庶民政治作为一种新文化构思的起点早在一战期间就已成型了。类如大正时期的文化名人吉野作造“对外帝国主义，对内民主主义”的提法就极具代表性，这无疑也相应推动的是日本民族的“一体感”，但“民本主义”却是核心。如果必须结合到政治文化来说明，情况该是日本在向近代做转换的过程中有过起因于上层阶级的叛乱，却不曾出现过以下层群众为主体的革命；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也曾活跃，然而公开存在却仅集中在战后，并且是以反对日美安保条约为主要指向的。这在平民和政府的互动之间到底基于了怎样一种政治力学的关系不是一句话可以释明的，但著眼到市民文化可作强调的却是在日本民间几乎感觉不到仇富心态的存在，纵然社会财富在分配上是由法律严加调节的，但亮点却在于能得到举国上下不同阶层的所有人士认同；这个国度里地位仅是作为能力指标来看待的，也因价值观呈现多元故远不是全民追逐的目的，相对之下最普通劳动同样能得到全社会的尊重。
有舆论把这归为政治体制，不过依笔者看体制毕竟是一个甲子前由美国人强加给他们的，现象上可衍生出由过程秩序和体系规则为集中表现的政治文化，在吸收和做有益消化方面借助的则是由自身传统结晶而成的市民文化。顺便说一句，市民和市民文化在理论上还是有区别的，后者一般是指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而言，但前者却是作为一个与现代政治密切相关的概念在历史进入到近代起源于西方的，主要表现为人的政治参加，但作为政治标志至今得到的却是所有民主国度的重视。严格说日本进入市民社会差不多是以战争和面临国家破产为代价的，但特点却突出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例如其独特的民族服饰，已经开始吸引世界眼球的饮食文化、被视之为国技乃至文化瑰宝的相扑、以及令我们自惭的人间礼仪。而我们的市民文化又是什么哪？儒家思想给我们以深刻影响是事实，但那仅是老祖宗经历的过往，而在今天至多表现为很久远的历史痕迹；社会主义思想仅是一种政治情操没错，即便如此在今天也几乎是被完全摈弃了的内容。网上的情况该最直接，尽管自卑、消极、愤世、无所作为的另一面是疯狂、贪欲、自私、野心勃勃，情绪的成分居大，却因是直接来自现实社会中的物质和精神这两个方面的反馈，故理当被视为市民文化之一翼。
当年日本社会党一位长期致力中日友好事业的议员在向笔者表达对中国的崇敬时，不仅强调的是我们悠久的民族历史和文化，还进一步伸张了除现代工业科技之外日本什么都没有的观点。这确让我感到骄傲，但在进一步谈到传统的时候我却无法说清我们的民族服饰是政治气味很浓的毛式中山装，还是纪念碑浮雕上的布衫和长裙真能等同日本的“著物 kimaono”。诚然、日本现代文化中舶来品的特征也很浓重，不过当话题触及到CHINA时，一股很强的泥土味之后却让人恍然到这个完全反映不出中国字义的历史符号竟也出自殖民主义者之口。这是20多年前的往事了，当时“六四”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而按那位老者的自谦来判断现今，我们的经济发展也足以同日本比肩，但领略盛世的同时不能回避的却是贫富失衡已令国内舆论完全分裂的实际。据此感惑说毛老人家于九泉下正在暴跳如雷，或因历史积尘过于厚重理应不再给人以震撼，但邓老爷子如果地下有知却不能说没有一种被‘耍’了的感觉！这确实凸现为一种责任，只是要把视觉集中在江泽民和朱熔基身上或许会遇到障碍，不过相比之下笔者到觉得赵紫阳在改革浪潮中虽然只是一个悲剧人物，但仅凭其辞世前愤指国内的经济秩序为‘最坏的资本主义’一点，却足以被奉为先哲。 （未完待续）
四、跨越国界的比较
其实即便以日本为例，政界的世袭现象至今在学界都是被当作民主政治中的显著欠点来认定的，问题是人家在这一形成过程中遵从的毕竟是一整套暴露在阳光之下的合法程序，而表现为在国家机关接班的现象不仅前所未闻也近乎无法想象。反馈到我们，可以说这一特殊的国内现象能维持到今天，仕途已经转变成积极作为者的主著眼点，这自然够不上什么境界的升华，但依照顺序作比较，国外的情况该是接班对象首先要做的恰是独自面对社会，在起步时既无家族关顾、选项服从的也是结合了个人能力的志趣。亦即在上一代政治人物死亡或宣告隐退之际，被举荐的下一代可能就是一般公司职员，也可能是普通的家庭主妇，作为政治家私人秘书而著意培养的现象也有存在，但能否成功接班最终还要靠由选票揭示出的民意。确实、在现代人权概念里基于生存的目的其手段已不再是被纠缠的内容，只是意在生存和为使生活更辉煌是两码事，而纵深到国家能否在实现社会公正问题上表现出作为，直接关系到的就是年轻一代的节操和我们建立和谐社会的目的。
尽管很挣扎，但在比照上还是要把差异同文化内涵联系起来，并且如果把日本当作对象，却可以说人家的庶民政治作为一种新文化构思的起点早在一战期间就已成型了。类如大正时期的文化名人吉野作造“对外帝国主义，对内民主主义”的提法就极具代表性，这无疑也相应推动的是日本民族的“一体感”，但“民本主义”却是核心。如果必须结合到政治文化来说明，情况该是日本在向近代做转换的过程中有过起因于上层阶级的叛乱，却不曾出现过以下层群众为主体的革命；社会主义思想在日本也曾活跃，然而公开存在却仅集中在战后，并且是以反对日美安保条约为主要指向的。这在平民和政府的互动之间到底基于了怎样一种政治力学的关系不是一句话可以释明的，但著眼到市民文化可作强调的却是在日本民间几乎感觉不到仇富心态的存在，纵然社会财富在分配上是由法律严加调节的，但亮点却在于能得到举国上下不同阶层的所有人士认同；这个国度里地位仅是作为能力指标来看待的，也因价值观呈现多元故远不是全民追逐的目的，相对之下最普通劳动同样能得到全社会的尊重。
有舆论把这归为政治体制，不过依笔者看体制毕竟是一个甲子前由美国人强加给他们的，现象上可衍生出由过程秩序和体系规则为集中表现的政治文化，在吸收和做有益消化方面借助的则是由自身传统结晶而成的市民文化。顺便说一句，市民和市民文化在理论上还是有区别的，后者一般是指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而言，但前者却是作为一个与现代政治密切相关的概念在历史进入到近代起源于西方的，主要表现为人的政治参加，但作为政治标志至今得到的却是所有民主国度的重视。严格说日本进入市民社会差不多是以战争和面临国家破产为代价的，但特点却突出在对传统文化的继承。例如其独特的民族服饰，已经开始吸引世界眼球的饮食文化、被视之为国技乃至文化瑰宝的相扑、以及令我们自惭的人间礼仪。而我们的市民文化又是什么哪？儒家思想给我们以深刻影响是事实，但那仅是老祖宗经历的过往，而在今天至多表现为很久远的历史痕迹；社会主义思想仅是一种政治情操没错，即便如此在今天也几乎是被完全摈弃了的内容。网上的情况该最直接，尽管自卑、消极、愤世、无所作为的另一面是疯狂、贪欲、自私、野心勃勃，情绪的成分居大，却因是直接来自现实社会中的物质和精神这两个方面的反馈，故理当被视为市民文化之一翼。
当年日本社会党一位长期致力中日友好事业的议员在向笔者表达对中国的崇敬时，不仅强调的是我们悠久的民族历史和文化，还进一步伸张了除现代工业科技之外日本什么都没有的观点。这确让我感到骄傲，但在进一步谈到传统的时候我却无法说清我们的民族服饰是政治气味很浓的毛式中山装，还是纪念碑浮雕上的布衫和长裙真能等同日本的“著物 kimaono”。诚然、日本现代文化中舶来品的特征也很浓重，不过当话题触及到CHINA时，一股很强的泥土味之后却让人恍然到这个完全反映不出中国字义的历史符号竟也出自殖民主义者之口。这是20多年前的往事了，当时“六四”的阴影还没有完全散去，而按那位老者的自谦来判断现今，我们的经济发展也足以同日本比肩，但领略盛世的同时不能回避的却是贫富失衡已令国内舆论完全分裂的实际。据此感惑说毛老人家于九泉下正在暴跳如雷，或因历史积尘过于厚重理应不再给人以震撼，但邓老爷子如果地下有知却不能说没有一种被‘耍’了的感觉！这确实凸现为一种责任，只是要把视觉集中在江泽民和朱熔基身上或许会遇到障碍，不过相比之下笔者到觉得赵紫阳在改革浪潮中虽然只是一个悲剧人物，但仅凭其辞世前愤指国内的经济秩序为‘最坏的资本主义’一点，却足以被奉为先哲。 （未完待续）